原文链接：HOW I WORK
作者：Paul R. Krugman
译者：Esther
版权声明：本文可以任意转载，转载时请务必保持作者、译者署名的完整性。
在本文中，我要谈论的是我的“人生哲学”。首先，允许我把话说清楚，我无意跟随任何教导，因为总体而言我对生活中具体的事情一无所知。我记得熊彼得宣称不仅要当奥地利国内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还要争当最勇敢的骑士和最佳情人。我不会骑马，对于其他几个方面也没有抱什么指望。（不过，我做饭还挺拿手。）
我这里想谈论更具体的事情：关于思考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如何从事有趣的经济学。我想在我这一辈经济学家中，我可以称得上拥有相当明显的学术风格——未见得比其他同事的风格更出色，毕竟成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方法多种多样，不过这种方法对我特别适合。其精髓在于整个研究策略可以归结为几条原则；我觉得自己很多具有政策倾向的写作和演讲都植根于相同的原则。本文稍后会提到这些研究原则。介绍这些原则之前，我最好讲讲我（认为自己）是怎么歪打误撞到这种方法的。
起源
如今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从技术领域进入经济学领域。他们开始本来想从事科学或工程，然后慢慢走入到社会科学最严格的领域中。从那个方向进入经济学的优势显而易见：数学方面训练有素，觉得正常模型的概念乃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我所涉猎的角度却并非如此。我的最爱是历史；几乎没学数学，只是一边用一边捡。
不过我很早就深入地学习了经济学，当我还在耶鲁上大二时，就已经是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助手（方向是世界能源市场）了。随后很自然地，我读了研究生，写了生平第一篇成功的文章——支付危机平衡的理论分析——当时我仍就读于MIT。我发现我对小型数学模型得心应手，有窍门找到简化假设使模型便于管理。尽管如此，我离开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好像毫无方向, 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真得喜欢研究。
1978年1月，我相当突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根源。茫然失措之际，我拜访了我的老导师Rudi Dornbusch。我跟他讲了几种想法，包括一个模糊的概念，即我在Bob Solow的课上学到的垄断竞争模型——尤其是Dixit与Stiglitz那个可爱的小模型——可能与国际贸易有关。Rudi表示这个想法确实值得玩味；我回家就此认真工作了一番；随后几天我就意识到我已经掌握了将成为我职业生涯核心的东西。
我发现了什么？其实仔细思考，我的贸易模型并无任何惊人之处：规模经济可能是国际贸易的独立根源，即使缺乏相对优势。对我而言这是新观点，但是这（我很快发现）已被传统贸易理论的批评家提及多次。我研究的模型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部分；尤其是它们通常有许多平衡。尽管如此，为了使模型便于处理，我必须作多种明显不实际的假设。而一旦我做出了这些假设，模型就变得极其简单；把它们写出来让我没有机会显示高端技术。所以，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做得事情毫无乐趣（这正是我的一些同事后来几年所告诉我的）。而我所见到的——出于某些原因我立即见到的——所有这些特征是优点而非缺点，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项目，值得研究数年。
当然，我说的不过是传统理论批评家已经讲了几十年的东西。但我的观点并非属于国际经济的主流。为什么呢？因为从没用漂亮的模型表达过。垄断竞争新模型给我提供了工具，干干净净地打开了曾被当作满是爬虫的罐子。不过，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意识到经济学方法论所创造的盲点之多。我们无法归纳的东西我们就看不见。而最大的盲点涉及到增加回报。所以，我的当务之急乃是从略微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并由此揭开一直以来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显而易见的东西。
如果模型需要清楚地说明谁生产了什么，那么那年冬天和来年春天我写的模型不算完整。不过讲述的故事仍然有意义。我花了很长时间想清晰地表达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最终我意识到解决困难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改变问题——尤其是改变层面。详细的分析可能会极其讨厌，可简单的综合或系统描述可能会告诉你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
为了达到这个系统或整体水平的描述，当然需要接受Dixit-Stiglitz及相关模型的愚蠢的对称假设。可这些愚蠢的假设好像让我讲述了颇具说服力的故事，这是用标准竞争模型的神圣假设无法说明的故事。我开始领悟到在经济学中，我们总是进行愚蠢的假设；只不过有些假设经常被使用，所以司空见惯。因此，大家不能因为一个模型愚蠢就拒绝，应该先看看它的假设会导致什么结论。
最后，本来我按捺不住想显摆一下在研究生院千辛万苦掌握的技术技巧，可模型的简单性反而使我裹足不前。不过我很快认识到，这种简单性对于企业至关重要。贸易理论家未能解决增加回报的问题，不是出于经验主义的信念，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难以建构模型。如果显示出这种模型简直是小儿科，那该多有效啊？
这样，在我25岁生日之前，我基本上知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要做些什么。我不知道若是我的宏大项目被其他经济学家拒绝了会怎样——也许我会变得很暴躁，也许会失去信心，放弃努力。不过实际上一切都顺利得令人吃惊。我自己觉得，自1978年1月以来，我的核心研究曲线一直跟随着一条相当一致的路径。几个月内，我就写完了垄断竞争贸易的基本模型——结果，这一方面与Avinash Dixit和Victor Norman的模型类似，另一方面与Kelvin Lancaster模型相近，这些模型同时出现但又彼此独立。
发表文章时遇到了麻烦——被旗舰期刊（QJE）断然拒绝，这似乎是经济学中所有创新都要面对的命运——不过我坚持不懈。从1978年直至1984年底，我几乎把所有的研究精力都集中在增加收益以及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上。（我花了一年时间在美国政府工作；下面我会谈及更多）。随着其他人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原来的个人要求变成了运动。最重要的是，Elhanan Helpman——这位深沉的思想家，他的正直和自律很有效地抵制了我的杂乱无章——首先为他自己作出了重要贡献，然后说服我进行合作。我们的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使我们的思想不仅备受尊敬，也几乎被奉为圭皋：用了7年的时间从偶像践踏者一举变为正统。
出于某种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增加收益这个宏大项目被我荒芜了好几年，然后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国际金融。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主要包括受当前政策问题启发而形成的几个小模型；虽然这些模型缺乏贸易模型的集成主题，我想在某种程度金融工作受其学术风格的统一，这与我的贸易工作极其相似。
1990年我从一个新方向回到了增加收益的经济问题上。我突然意识证明增加收益在贸易中的作用的方法也可以用于一个完全被放弃的领域：经济地理学，活动在空间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经验洞察力，良好经历以及明显实际重要性的领域，可能比贸易领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大家对此却熟视无睹，因为无人有好方法将使之成型。对我而言，这好像重新经历我学术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地理作业很困难；需要努力思考如何使模型看起来很详细，我日益发现我需要计算机的辅助，不仅是数据分析，而且要用于理论化。不过，收获也极其丰富。我认为，理论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是你的模型告诉你一些本来应该很明显的东西，一些你立即可以联系到你对世界认识上的东西，而你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些东西。地理学仍然有这令人激动的时刻。
就在写作之际，我的地理研究好像带领我走到更远的领域。尤其是地理模型中自然出现的概念与传统发展经济语言——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甚为流行的“高速发展理论”，然后崩溃——之间的明显相似之处。所以我期待我的基本研究项目会继续扩大范围。
研究原则
在讲述我1978年的正式活动中，我已经笼统地提到了四条基本研究原则，这里让我再清楚地阐明，稍后加以解释。原则如下：
- 听取外行的意见
- 质疑问题
- 敢于犯傻
- 简化，再简化
听取外行的意见
通过这条准则，我想说的是“注意聆听智者说什么，即使他们不懂你的习惯，不说你的分析语言。”可能举例说明比较好。当我开始重新思考国际贸易时，已经有大量文章批判传统贸易理论。经验主义者指出贸易通常发生在具有类似生产要素的国家之间，而且这种贸易大部分都涉及相近产品的产业内交换。敏锐的观察家则指出在实际国际市场中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颇有见地的评论都被主流贸易理论家所忽视——毕竟，他们的批判者好像对相对优势的理解不够完备，没有自己的核心模式，所以，干嘛要注意他们呢？其结果是专业人士把眼皮子地下的证据和故事给忽略了。
地理学也是如此。地理学家和区域科学家都收集了关于本地化外部经济的本质与重要性的大量证据，就算称不上严格，也算是聪明地将证据组织起来。但经济学家忽略了他们所说的东西，因为这些证据来自讲错误语言的人。
我并非说正式的经济分析无价值，也不是说随便什么人的经济观点都举足轻重。恰恰相反！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模型的重要性，它对思维的重要性正如同投掷手对石器时代的军队一样：它们大大地扩展了我们洞察力的能量与范围。对那些大肆批评模型建立者简化不现实，想象自己避免清楚陈述假设而达到更高复杂程度的人，我尤其毫不同情。重点是意识到经济模型是比喻，不是真理。尽量通过各种方法用模型表述你的思维（下文会有更多讲述），但也要随时牢记你的比喻可能不恰当，而用其他比喻的人可能看到了你漏掉的东西。
质疑问题
1978年以前，关于对外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文献十分有限，而且历来影响力甚微；看上去简直是一团乱麻；即使最简单的模型，在对潜在的结果分类时也会陷入绝境。自此，很清楚的是这种混乱很大程度源自模型创建人让他们的模型承担了传统贸易模型的角色，即预测分工与贸易的精确模式。而为什么要提这么一个问题呢？即使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你想要表达的观点无非是“一国将趋于出口密集使用该国生产资源丰富的产品”；如果你的具体模型告诉你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X，这很有价值，因为这深化了你对该观点的认识，倒并非因为你真正关心一个过于简化的模型的细枝末节。
事实上，如果你不要求两个领域、两种产品的古典模型里的那些细节，外部经济模型大可不必如此乱七八糟。只要你问类似福利与世界收入如何分配这样的“体制”问题，就可以作出简单整洁的模型。而这些体制问题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对过多细节的关注，坦率的说，是将研究过度的模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带入到一个领域中，使之变得更加困难。
在我工作的几个领域中，也是如此。总体上，如果某个领域的人们在一些问题上陷入僵局，最好问问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否正确。通常其他问题不仅解答更简单，而且还更有意思呢！（这种小把戏的缺点是这会使人们勃然大怒。一个学者对某个难题研究了数年，而你却告诉他可以通过绕道来解决问题，他很难对你满怀感激。）
敢于犯傻
如果您想在经济原理方面发表论文，有个安全的方法：对于一些熟悉的模型，在理念上稍作延伸，但是在数学方面加大难度。因为模型的基本假设都已经熟悉了，人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你已经进行技术难题，人们会因为你展现了活力而尊重你。不幸的是，你不会增加人类的知识。
我发现自己在新贸易理论中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我使用了不熟悉的假设，然后用它们做了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做需要很多自信，因为一开始人们（尤其是裁判们）肯定不仅批评你的工作，还要嘲笑一番。毕竟，你的假设看上去完全是吹毛求疵：具有相同产品功能的一系列商品系统地发挥效用？具有相同经济规模、有相同生产要素的国家？咦，人们要问了，他们应该关心这种白痴假设的模型吗——尤其摆明了有更聪明的年轻人通过解决棘手的问题大展身手？
许多经济学家极其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所有的模型都涉及愚蠢的假设。以我们对认知心理学的认识，效用最大化是个荒谬的概念；金融市场以外讲均衡蠢不可及；对大多数行业而言，完全竞争不啻为笑话。做这些假设的原因并非因为它们合理，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产生模型，而模型是我们认为真实世界里会发生的事情的有用比喻。
考虑这么一个例子，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非常有用，而且还解释了神圣的真理：阿罗-德布罗完全竞争模型，效用最大化，完全市场。这真是非常好的模型——并非因为其假设勉强可行，而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清楚地思考经济效率的本质以及在市场体系下获取效率的前景。这种愚蠢程度真可谓令人叹为观止。
我认为创造性愚蠢的时代尚未过去。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我们的秉性不在于从由于多次被引用而貌似自然的假设中挤出最后一滴血。如果一套新的假设好像可以带来一系列宝贵的见解，那么就不要在意它们是否陌生。
简化，再简化
敢于发傻这个感叹并不是让我们毫无章法。事实上，比之在现有文献中工作，进行真正的创新理论更需学术纪律。实际的困难在于保持良好的方向：因为地形不熟悉，反复兜圈子简直易如反掌。凯恩斯曾经写道“一个独自思考的人能够相信非常愚蠢的问题，这真令人吃惊”。而用其他人不需太费劲就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思想也至关重要，这些人既没有花几年时间和你的问题较劲，也不会热心地花几年时间去和你的答案较真。
幸运的是，有个策略一举两得：既能让你控制自己的观点，又能使别人接受它们。策略是：尽量用最简单的模型表达自己的思想。剥离到最低限度的模型迫使你掌握自己想要表达的精髓上（而且也让你其实无话可说的情况凸现出来）。这种最基本的模型也容易向其他经济学家解释。
我再三使用“最小必要模型”方法：用一个因数一个行业的模型解释贸易中垄断竞争的基本作用；用行业特定的劳工而不是Heckscher-Ohlin参数替代来解释行业间贸易的效果；用对称国来评估相互倾销的作用；诸如此类。在每个案例中，结果使我解决了人们普遍认为无法征服的难题，而乍一看，解决方法竟简单到不可思议。
这个策略的负面是，当然，你的诸多同事就会以为用简单可爱的小模型解释的观点一定是琐碎而明显——意识到简单可能是数年认真思考的结果需要一些老成。我听说，当耶鲁考虑终身聘用Joseph Stiglitz时，一位资深的同事小觑他的工作，声称其中主要是小模型而不是深刻的定理。另外一名同事则问道，“但是对于Paul Samuelson您不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吗？”“是，也可以”，Joseph的反对者答道。对于我的工作，我也听到了同样的反应。幸运的是，有足够多饱经世故的经济学家，所以最终学术正义通常会得到声张。努力尝试勇敢地闯入其他经济学家从未走入的领域，而且还要日后看上去如同儿戏的方法，真是一种特别的喜悦。
我已经说明了我的基本研究原则。我用发展“新贸易理论”的切身经历进行了解释，还谈及了在经济地理学中的沿用，因为这些都是我工作的核心。不过，我也做了相当多的其他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我认为）也属于同一范畴。所以，下面我想谈论一下这个其他工作，尤其是政策经济学家和分析经济学家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
政策相关的工作
大部分经济理论家都不理当前政策问题—— 或者，如果他们卷入了政策纷争，只在事业转折点才这么做，是创造性理论之后而非与之共存的东西。似乎有一种共识，打造完美理论所需的目标之简单明了以及单一性与在政策讨论活跃所需的对杂乱问题之包容性不相容。对我而言，这方法从来都行不通。我的学术生涯穿插着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进行咨询，还在美国政府工作了整整一年。我还写过一本书，名为《预期消退的年代》，对象是非专业读者。同时，我还写了一系列文章，不是受我的研究内在逻辑影响，而是受我尝试理解当前主要政策问题的辩论所影响——例如，第三世界债务救济，汇率的目标区域，区域贸易集团的兴起。这些都没有影响到我的研究，事实上，我的一些最佳文章就来自从这些政策性文章。
为什么政策相关工作不会与我的“实际”研究相冲突？我想这是因为我能够将基础工作中相同的方法用于政策问题。关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或者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焦点其实是听取外行人意见的另一种方式。找到有用的方法界定他们的问题在原则上如同质疑问题。用非正统的观点质疑大家认为很博学的人肯定需要发傻的勇气。而且当然，无情的简化在政策讨论中比理论本身中更有价值。
因此，开展与政策相关的经济学对我并不意味着学术风格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也自有其好处。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比如说受邀出席高级会议，研经费更丰厚，简直不是纯学术研究者能得到的。我也承认，政策研究的快乐之一在于有机会让中产阶级震惊，指出官位中的空虚或愚蠢。比如，据我所知，我不是唯一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荒谬之处并津津乐道的国际经济学家，当我和其他人很早就预测到的汇率机制危机终于在1992年秋天发生时，我未免有点罪恶的愉悦。不过，政策工作的主要回报是学术刺激。不是所有真实问题都有意思——我发现任何跟税收沾边的问题比安眠药效果好得多——不过至少每过几年，国际经济就会抛出新问题，可以进行激动人心的研究。受《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布雷迪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激励，我写了几篇理论文章。我认为这些文章即使没有政策背景也能单独成文。
当然了，投身到政治圈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搞真正的研究，这种风险总是有的。我写了不少会议论文；我写得快，不过这个天赋我可能用过头了。我觉得进行政策研究的主要危险与其说是占用了时间，不入说威胁到你的价值观。很容易就会受引诱，接受直接影响政策比动动笔杆子更重要这种信仰——我已经目睹很多同事未能幸免于难。一旦你踏上那条路，一旦你开始认为大卫•马尔福德比鲍勃·索罗更重要，或者比起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谈理论，你更喜欢和理想国的财务大臣相酬酢，那么你的研究可能迷失了。很快你就开始把“冲击力”当作动词用了。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喜欢探讨政治问题，我从没把政策制定者认真当回事情。缺乏严肃性偶尔会让我遇到麻烦——就好像那次在会议文件里写了个关于法国人的善意玩笑，却遭到参加会议的法国官员的谩骂——可能会让我错失担任任何重要的政策职位的良机。不过，那也没关系，说到底，我更愿意多写几篇好文章，而不是占着个有实权的位子。（给政策界留个口信：要是有机会，我倒不见得会拒绝这样的职位！）
遗憾
关于我的生活和个性，我也有很多后悔之处——如果说在职业生涯方面，我一帆风顺，那么其他方面可就没有这么简单这么幸福了，不过在本文中，我只想谈谈职业中的一些憾事。
一个小小的遗憾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严肃的实际工作。倒不是我不喜欢事实或实际数字。其实，我觉得少量的实际工作，比如表格，图表甚至少数回归图都还相当有意思。不过认真地建立数据并仔细分析，这是我一直未能着手的事情。我想部分原因是我的很多想法不那么容易进行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测试。不过更多的是因为我缺乏耐心和组织能力。每年我都允诺尝试一些真正的实际工作。明年我真得要尝试！
我更大的遗憾是虽然MIT的课程评估也将我评定为好老师一列，我并没有教出特别优秀的学生，那种能让老师脸上有光的学生。对于这个失败，我大可以找找借口——学生们通常喜欢更循规蹈矩而非靠直觉上课的老师，而我总要求学生们少用数学，多用经济学，这也把他们吓跑了。也可能我看上去公务繁忙，心不在焉，又或者我本身不够器宇轩昂，能够让学生欢欣鼓舞（要是我能高几英寸该多好……），这也都是事实。不论是什么原因，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也打算努力做得更好。
总而言之，我一直很幸运。而幸运的主要原因都与那些带我闯进学术风格的插曲有关，这种学术方式特别适合我。在本文中，我尝试解释说明这种风格。这是生活哲学吗？当然不是。我甚至不能确定这是否属于经济研究哲学，因为一个经济学家觉得适用的，其他经济学家未必觉得如此。不过，这是我的研究方法，对我很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