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Lear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作者：Jay Cross
译者：Esther

版权声明：本文可以任意转载，转载时请务必保持作者、译者署名的完整性。

工人角色，商业性质，变革步伐，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信息爆炸，从生产性经济转为服务性经济等等史无前例的变化使传统企业学习过时了。Jay Cross揭示了传统学习的不足，讨论了21世纪学习的新范例。

何谓学习？

学习是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过程。学习者大脑中的神经元铺筑道路，形成模式，将轰炸我们感官的各种汹涌而来的杂音转换为简单图景，我们称之为现实。学习培养新能力，技巧，价值观，理解力和各种偏好。有机体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不是单项活动，它包括获得技巧，信息，知识，处世之道等等。其范围涉及情感，认知， 体能，感官以及社会。人们的共识是学习促使学习者在其环境中表现更出色。对学习的衡量体现在学习者的工作成绩以及人生成就上。

大多数学习植根于19世纪的理论，时至今日，那已然成为灾难的规则。

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

在曼城纺织厂，蜿蜒的跨大陆铁路以及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年代，大部分工作都属于体力劳动。岗前培训包括监工向工人们演示如何操纵。然后工人们就得自己做，变化越少就越好。创新不是工人的事。实际上，Frederick Taylor告诉工人们，“给你们发工资不是让你们思考的。”

随后脑力劳动登场了。在1947年至2007年的60年间，美国从生产型经济变为了服务型经济。此风扫便全球，在每个国家，服务业都超越了制造业。什么是服务？即一个被创造然后在交付时被消费的产品。工人本身也属于可交付部分。

企业价值中也出现了平行但却并非毫无关联的变化。在1982到1999之间，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中，无形资产（如知识资本）超过了有形资产（如厂房和设备）。股东赌的是软资产，如客户关系，技术秘诀，创新纪录等。在知识公司里，给你钱就是让你思考；这正是无形资产的源头。网络颠覆了层级结构。现在的打工者要求决策自主权，他们也算是求仁得仁。业务流程再设计和机构精简剔除了所有教导工人如何工作的中层管理者。逐渐地，工人们没有老板了。他们自己决策。无人检查。对于史无前例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政策可遵循。面临一系列全新格局，工作俨然成了即兴创作。

学校教育

企业经常把学习和学校教育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高层都觉得学习无足轻重。对于企业所需求的学习而言，学校教育不是好榜样。

在学校里，你学习ABC，学习法语，背诵诗歌，解剖青蛙，完成几何证明，写论文，解释1776，1789和3.1416的重要意义。为了赚取额外的学分，你尝试参与团队体育活动，与异性调情，喝啤酒，考试，巴结老师。

学生们没有看到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有什么相关性。他们的观点也有道理。在工作中，你大概不会花太多时间讲拉丁语或计算直角三角形斜边长度。即使这种知识值得学习，学了之后要等20年才能应用，这足以把记忆库抹除。我问Guido Sarducci神父，他从何得到5分钟大学的灵感，在这种大学你在五分钟所学习的知识与普通大学毕业生5年后所记得的一样多。

“伙计，这绝对是事实。”他告诉我。

最佳的学习是自我激励。你学习某样东西是因为你觉得有需要了解，不是因为有人跟你这么说。大多数时间，你通过学以致用来迅速巩固知识。你感兴趣是因为你选择了学习什么，而不是由权威人物来告诉你。你记住了，是因为你当场就付诸实践。

学校还受另一个错误概念的影响，即人们在孤立中学习。在学校中，从头到尾，人们都是自己学习，努力死记硬背。优秀的学习表现就用成绩来奖励。奇怪的是，成绩与学校体系以外的一切毫不相关。不及格的人反而有钱，有权，而且象尖子生一样快乐。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因为与其他人合作是生活奖赏之路。而在学校，这被称为作弊。

互联网改变了一切

在网络中，人，思想，计算机，过程，媒体都连接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互连接如雨后春笋，迅速增长。网络连接越密集，周期越快。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快。你感觉不到吗？科学家/发明家Ray Kurzweil说在21世纪，我们过的不是100个20世纪的年度，而是20，000个。

传说，有记者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电话号码，这位物理学家在电话簿里查找，他解释说，“既然我知道上哪查找，又何必记呢？”展望未来，Google将如此浩瀚的信息呈现在我们眼前，以至于我们难以判断学生需要在学校记忆哪些信息，或者培训学员在车间在单位需要学习什么。

18世纪有良好阅读能力的公民一生所读到的单词也不及一份纽约时报周日版里所出现的单词多。现在的上班族一天花两个小时阅读邮件乃是司空见惯。

数字信息的数量超过了宇宙中的星星，而且预测其数量将在未来五年增长10倍。然而，随着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想成为专家，对越来越少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不再可行了。

不久以前，因果关系的逻辑足矣解释世事。其他条件相等，如果你做了X，你就会得到Y结果。可惜，其他条件永远不会相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生存在真空中。巴西的蝴蝶忽闪一下翅膀，就会影响飓风产生，而这飓风会摧毁德州南海岸呢。物质是微粒抑或是波浪，取决你怎么看。现实在错综复杂的适应体系相互作用中产生。世界无法预知。

一个超级产业工人比平均生产率高出25%。而模范的知识工人可以比平均生产率高出200倍。前者在体制内表现出色；而后者重新打造体系。

除了我们从学校继承的东西，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难以预测，充满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周围信息，具有破坏意义的流动性以及数字过载。Deloitte的边缘创新中心指出：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环绕连接我们世界的数字式基础设施继续前进，毫无停滞不前的迹象。在此环境中想要出众则要求不同类型的学习，除了知识传输，它还强调知识创造，反思以及评论，限制越来越少的新开放程度。

课表将从何而来？

在变化缓慢的往昔，适合祖父用的东西也适合你，所以，学习他那个时代有用的东西对你就足够了。过去的理论和实践都在书本里记录着，在图书馆里保存着，在讲义里阐述着。你看着后视镜就足以引领自己的学习。

对于未来唯一确定的是，它不会再象过去。指导设计师不再有时间开发正式课程。生存需要的是那些能在瞬息万变的迷宫里高速导航的人。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课表，摸索出适合的学习方法，然后进行下去。人们必须学习如何学习的说法乃是陈词滥调。

他们也必须成为自己的指导设计师，选择最佳学习方法。而且，考虑到知识学习教学相长的本质日益明显，他们还得知道如何教授。一对一的教授乃是随学随创造学习的核心。

直至最近，人们都以为知识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新观点乃是知识是集体智慧，是存在于我们之间而非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共享的交感现实。我们不仅仅是知识的消费者；我们同时也是贡献者。我们逐渐在协作和工作中共同创造知识。

为什么学习必须改变？

如果你看看统计数字，你会发现传统的企业学习没有节约成本，即使你有时间提前规划。

学习对企业整体绩效的冲击是什么？Rummler和Brache认为，在企业能够承担的改变职工行为的整体影响中，学习大概占到10%。其他因素包括职位描述，绩效支持，激励等等。

目前所进行的学习大部分都属于非正式的。人们了解工作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观摩他人，提问，尝试，失败，打探小道消息，在酒吧喝酒聊天。研究表明，正式学习只占到20%。我们用的是20%中的10%，大概是对行为潜在影响的2%。

Brinkerhoff等人发现在企业培训中所学的东西仅有15%至20%会在工作中体现。这种损失的原因在于内容不相关，课程设置远远超出了需求。目前，我们应对的是2%中的20%，比组织中潜在行为变化的百分之零点五还少。这不足以引起高级总裁的注意。

现在该如何？

知识工作有如此之多的选择，总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学习可以延伸我们的思维来应对新情况。成功的知识工人因改革和独创性而受奖励。换言之，学习即工作，工作即学习。

要思考如何重新打造21世纪的企业学习，我们先回到我们想追求的结果上：工作表演稳定，获取职业成就。

绩效的关键已经从重复过去变为迅速适应未来的突发情况。学习的目标从掌握技能转换为进行任何能使繁荣个人进化生态系统的事情。学习必须永无休止。它需要一个适当的归宿。

到达新的应许之地需要对处理层下工夫。将近10年前，John Seely Brown和Paul Duguid已在《偷来的知识》一书中，鼓励了这种方法：

“……支持学习的最佳方法是从需求方而非供应方入手。即不需要提前决定学习者应该了解什么，然后清楚地排除其他可能性，其实，设计者和导师需要尽量利用丰富的实践网络——清楚地隐晦地——让学习者按需了解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潜在的外围信息。”

产业时期的工人在工厂创造价值。而知识工人从何创造价值？我将知识时代的厂房地板称为学习前景。学习前景是知识工人协作，解决问题，讨论，分享想法，头脑风暴，学习，解释，沟通，概念化，讲述故事，彼此帮助，教导，服务客户，更新，打造关系，创建社区，传播信息的平台。学习前景界定现代工作如何完成。培训大纲是活动；学习前景是长期过程。

每个组织都有学习前景。问题是，意外事件的学习平台正如水之于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人发现这些部分并非互相吻合，工作支离破碎，学习与实干相分离，所有事情都是即兴的。学习前景的方式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将其融为一体。

深思熟虑的学习前景是灵活而又松散连接的框架，这个框架设定工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学习的边界。

课程结束了；学习前景依然存在。组织和他们的成员是有生命的事物，风景/学习前景的比喻让我们思考自然、共生现象、互相连、基因构成、适应性、季节改变和生命周期。生命在于学习。

Jay Cross是策略家，演讲家，顾问以及企业学习和绩效系统设计师。Jay将在《学习技术2009年度会议》上发言。

原文链接：After Credentials
作者：Paul Graham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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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关于韩国补习学校的文章，其中说

对于雄心勃勃的韩国青年而言，成也大学，败也大学。

有家长补充说：

“在我国，考大学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这听起来多老套啊，真令人吃惊。不过当我读高中时，美国也是差不多的光景。这就意味着情况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25年前比，目前美国人的生活由成绩决定的少，由业绩决定的多。你读哪所大学依然重要，但不比从前。

发生了什么？

—-

根据学习成绩来判断一个人，在当时是个进步。这种惯例似乎起源于中国，自587年起，公务员候选人必须参加古典文学考试。（注解 [1]）这也是对财力的考验，因为所考的知识太专业，想要通过考试需要数年的昂贵训练。虽然财富是通过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就587年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准而言，中国的体系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欧洲直到19世纪才引入正式的公务员考试，即使这样，他们貌似也受了中国先例的影响。

在文凭之前，如果不是明目张胆地贿赂，政府职位主要由家族势力获取。根据人们在考试中的成绩来评判，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但这绝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当根据成绩来评判时，就容易产生补习学校——正如中国明朝，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韩国。

所谓的补习学校其实就是密封圈的漏洞。文凭的使用就是为了杜绝两辈之间的直接权力传递，而补习学校则代表寻找密封圈中漏洞的权力。补习学校将一辈的财富转换为下一辈的文凭。

这种情形难以抵制，因为补习学校会随着考试衡量标准而作出调整。当试题面窄，好猜题时，补习学校就如同传统模式，就好像为考取Sandhurst（英国西点陆军官校）所做的准备或美国学生现在参加SAT成绩提高班一样。但随着考试面变宽，学校所涉及的范围也广了。中国科举考试需要数年，正如当年的补习学校一样。不过这些机制的存在理由都一样：与制度抗衡。（注解 [2]）

—-

历史表明，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社会繁荣程度与其阻止家长直接影响子女成功的能力成比例。家长间接地帮助孩子是好事——比如，帮助他们更聪明或更遵守纪律，这都会帮助他们更成功。当家长使用直接方法时：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财富或权力去取代孩子的素质时，问题随之而来。

当家长有能力时，他们都倾向于这么做。家长情愿为自己的孩子而献身，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孩子们而铤而走险。尤其是当其他家长也这么做时。

杜绝这种势力有双重优势。不仅社会可以尽享“人尽其才”，而家长的雄心也从直接方法转为间接方法——真正努力好好教育孩子。

可我们要知道制止家长努力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不公平的优势，举步维艰。这乃是与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作斗争。我们不应该期盼天真的方法会有效，正如我们不应期待让监狱里没有海洛因的各种幼稚方法会起作用。

解决问题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让文凭更顶用。如果社会所采用的考试容易受黑客袭击，我们可以研究人们抵制黑客的方法，并把漏洞补上。你可以让补习学校告诉你大多数漏洞在哪里。他们也会告诉你，何时算是成功地补好了漏洞：当补习学校不再吃香时。

不过那也无法找到所有漏洞。一个更普通的方式是增加透明度，尤其是在所有关键的社会瓶颈处如大学招生。在美国，此过程仍然表明有众多明显的腐败迹象。比如，校友子女录取。官方的说法是，父母是否是校友，对学生录取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它所做的就是打破关系网：申请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受衡量，而仅当申请人的条件处于边缘时，学生之间取舍时才靠校友身份来衡量。可这意味着，校友身份重要或不重要，都可以由大学说了算，由他们来设定量器的大小。

通过逐渐改变滥用文凭的情况，你可以使其变得更为气密。但这是多么旷日持久的战争啊。尤其是当执行考试的机构并不真想做到气密。

—-

幸运的是，有种较好的方法阻止权力直接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与其尝试使文凭难以被黑客袭击，不如使考试不再举足轻重。

让我们想想文凭到底用于什么。从作用上讲，是预测表现。如果你可以衡量实际表现，你就不需要它们了。

那为什么它们还愈演愈烈？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衡量实际表现？想想文凭主意源于何处：为大型机构挑选候选人。在大型机构中，个人的表现难以衡量，越是难以衡量，预测衡量就越发重要。如果组织可以迅速且廉价地衡量招聘人员的表现，则无需检查他们的文凭。他们可以招募所有人，然后把胜任者留下。

大型组织做不到这点。但市场上有些小组织勉强能做到。市场有各种组织，但只有优秀的组织能留下。随着组织变小，这就接近于招募所有人，然后只留下合格者。所以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时，有更多小组织的社会就会较少关注文凭。

—-

这正是美国所经历的。这就是为什么所引用的韩国观点听上去那么老套。他们所谈论的经济类似美国数十年前的情况，由少数几个大公司控制。在那种环境中，雄心勃勃的人的道路就是进大公司，然后往上爬到顶。那时文凭非常重要。在大企业的文化中，出身名门的人顶着光环，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在小公司行不通。即使你的同事对你的文凭印象深刻，如果你的业绩跟不上，他们很快就不理你，因为公司会没有生意，大伙就得被遣散。

在小公司的世界里，业绩是大家所关注的全部。创业公司招聘时甚至不在乎你是否大学毕业，更别说哪所大学。他们只关心你能做什么。而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即使是在大公司。文凭有如此高声望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中的大组织趋于最强有力。但至少在美国，它们不再享有曾经的权力独裁，关键是因为它们不能衡量（从而也无法奖励）个人成绩。既然市场会直接奖励，为什么还要花20年努力往上爬？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变化比大多人看到的更为夸张。作为早期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我像跳伞长一样把人们从文凭旧世界推出去，推到业绩新世界中。我活跃于我所目睹的变化中。我这可不是异想天开。25年前，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选择直接由市场来评判，那可绝非易事。你得经过层层经理的评判，而是否上过大学会影响他们的判断。

—-

是什么让小组织在美国获得成功？我还不太确定。创业公司肯定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小型组织传播新思想的速度快过大公司，而新思想越来越有价值。

不过，我觉得新公司并非是从文凭到衡量的转变的全部原因。我的朋友Julian Weber告诉我，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给合伙人支付的工资可比今天少得多。那时，律师事务所毫不遮掩工资与绩效挂钩。薪水以资历为基础。年轻的雇员努力地工作，稍后他们就会得到回报。

在制造业公司，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70年代，我父亲在西屋工作时，他手下的人比他赚得还多，因为人家来的时间长。

现在公司必须根据员工的绩效来支付他们的市场价。一个原因是员工不再相信公司会延期支付奖励：公司可能破产或被收购，然后将所有未能明确提出的义务都被抹除，何苦在这样的公司积累延迟的奖励？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公司打破等级关系，开始给年轻雇员支付丰厚的工资。在顾问、法律、金融业，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雅皮士现象。这个词今天已经甚少使用了，因为看到25岁的有钱人绝对不会令人惊奇，但在1985年看到25岁的专业人员能够买得起新宝马是如此让人耳目一新，甚至还产生了个新词。

传统的雅皮士为小公司工作。他不在General Widget上班，却在处理General Widget并购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发行该公司债券的投资银行工作。

创业公司和雅皮士几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进入美国的理念词典。我觉得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创业公司出现，是因为技术开始日新月异地变化，以至于大公司无法再压制小公司。雅皮士倒不是因此而兴起，更多原因可能是控制大公司运作的社会传统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法律变化）。但这两种现象迅速融为一体，产生了今天显而易见的原则：给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市场价，相应地从他们那里得到高业绩。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扶摇直上，摆脱了折磨它甚久的70年代困境。这中间有联系吗？我所知有限，没有发言权，但当时情况大约如此。巨大的能量被释放了出来。

—-

担忧其竞争力的国家关心创业公司的数量也有情可原。但他们最好审查一下潜规则。他们是否让能量四射的年轻人得到市场报酬？年轻人就是试验品，因为当人们不按劳分配时，他们不可避免就得论资排辈。

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在经济中出现个别据点，按劳取酬。衡量分布犹如热能。如果社会的一部分衡量强过其他部分，它就会推动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年轻聪明有动力的人通过创业所赚的钱超过了为现有公司打工，现有公司就会被迫支付更多以留住人才。从而，市场价格逐渐穿越每个组织，乃至政府机构。（注解 [3]）

成绩评估甚至会推动文凭颁发机构被迫向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明知道我妹妹要做什么事情，可我还老命令她，她就会很恼火。随着文凭被成绩取代，前捍卫者所能期待的顶多是类似角色。一旦文凭颁发机构不再从事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业，他们将需要特别卖力才能预测未来。

—-

文凭超越了贿赂和影响力。但这不是最后一步。还有更好的方法引导权力在上下辈之间传递：鼓励经济向着更多小型组织发展。这样你就可以衡量文凭预测的内容。

没有人喜欢两代人之间的权力传递——左派右派都不喜欢。但是右派青睐的市场力量比之左派被迫依赖的文凭，是更有效的方法。

二十世纪晚期，当大型机构的权力达到高峰时，文凭纪元走向终结。现在，我们似乎走入了以衡量为基础的新纪元。新模型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在于它如此有效，而且没有任何放慢的迹象。

注解：
[1] 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
古埃及的抄写员要参加考试，但这种考试更象学徒要通过的熟练测试。
[2] 当我说预科学校的存在意义是让孩子们进入更好的大学，我是指狭义上。我并非说这是预科学校所做的全部，而是说，如果他们对大学录取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对它们的需求也会大为减少。
[3] 累进税会减少这种效果，不过是通过减少优劣衡量者的区别。

供求曲线图

• 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就是分析供求曲线。
• 就业市场即需求方，存在两个变量，一是价格，二是数量。胜任者数量越少的领域给的价越高。
• 大学生即供应方，也存在价格、数量两个变量。因此大学生要想在就业市场上占有优势，有两条道，一是主动减工资，二是让自己独一无二。两条道，选哪个，选完后该做什么，才是真正需要考量的问题。
• 现实情况就是这么简单，压根儿谈不上什么残酷。如果自己不为自己做出选择，只是抱怨，那才是真正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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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The Ultimate Disruption for Schools
作者：Will Richardson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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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饱受那些大书特书连接性学习长期意义的人的影响，那么尽管控告我吧，但我喜欢读那些既让我思考又让我头疼的东西。我想说的是Mark Pesce题为“流动学习”的帖子。我上周开始读，随后重读了几次。我知道该文章并非毫无漏洞，可我不得不承认他所描绘的近期高等教育图景与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促使我更加深刻地反刍这些观点，思考对于我那9岁和11岁的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这些观点意义何在。

开始时这样写道：

计算机——或，更具体地说，与之相连的全球互联网——最终具有毁灭性，不仅对课堂学习经验，也包括教室，学校和学习机构的整个理念。

上面那段至少让你了解他要讲什么，我也会给您最精简的概要，但最好您能阅读全文。

他先讲述了RateMyProfessors.com的故事及其对学生课程设置以及大学人员配备方面决策时的影响。在昨晚的PLP讲座中，我们也谈论到该话题，Robin Ellis插话说她儿子大学期间一直很依赖该网站，我确信其他人亦如此。（我给Facebook上以前的学生发了消息，他们也都是热心的拥趸者。）可这并不是创建该网站的人们的初衷啊。

…知识，一经分享，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找到自己的用途，而这是原先创造者所意想不到的。

但真正让我反复思考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完成高等教育所提供的诸多内容这一观点。我想，这对我的孩子有着巨大影响，也会影响我们帮助孩子们准备迎接未来学习的方法。Pesce问道：

学生们可以在线分享他们的评定——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分享自己的教育目标呢？一旦他们分享自己的目标，有什么可以阻拦他们招聘自己的导师，预定自己的教室，事实上，一切都自己来做?……为什么不创建一类新的“开放大学”，创建一个网站专门提供学生们组织自己的课程所需的计划与协调工具？

为了大力推动该理念：

在这不远的未来世界，学生们将成为管理者。

不论我的孩子们是否决定上大学，我眼前的问题是难道教育体系不应该帮助孩子们做好准备面对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传统大学不再是唯一的学术成功之路。难道孩子们不应该了解如何收集自己的信息，寻找自己的老师，开展自己的协作教室，编写自己的课程？我是说，难道我们不该至少让孩子们知道那也是种选择吗？

随着学生角色变化，老师和教室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老师成了导师和帮助者（我知道这并非新概念），而随处都可以是教室。

在这种学生管理者和讲师互换的未来，教室可以是学习发生的任何地方。如果可以全盘线上完成，那也是教室。

Pesce以四条建议结束了全文。首先，“获取一切”：

这应该成为所有领域里所有教育层面上的标准操作程序。在此浪费笔墨没有意义——从字面上讲，就此问题滔滔不绝——当基础设施寥寥无几时，可以制作录音，当有一点基础设施时，可以制作录像。

第二，“分享一切”：

这个论点的中心简单却微妙：东西越分享就越有价值。

第三，“开放一切”并非仅仅使用开放源代码，而是创建“设备相互依靠性”并拆下过滤器：

教育随时随地发生，而不仅是当你把头埋在书本里或电脑屏幕中。如今，电脑随处可见，虽然笔记本屏幕可能最为教育者所熟悉，移动耳机屏幕在许多方面更为重要……过滤，固然可以作为权宜之计，但那只会让学生们痛苦地意识到教室与真实世界是多么脱节。过滤使教室不那么灵活，学生反应也不那么积极。过滤就是懒惰。

第四，“仅仅连接”，将学生与其导师和同龄人相连接：

导师制已经超越了教室，通过连接进入了日常生活。学生应该能够与教育管理自由连接；硕果累累的关系会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育机制中……学生们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辅导，互相讲解。其实在班级里这早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早就应该提供工具加速这种自然而有效的教育形式。

我知道最后一条对于教师和学校是巨大挑战，但现实是如今我们可以随时与老师相连接，而且总有老师在那里。这只是传统教室越来越不像现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请阅读全文，如果你愿意，可以回到这里，推动关于K-12的谈话，我稍后会就此写更多内容，但我已经接近孩子们在学校即将接近的转折点。我必须得找到更好的方法……

原文链接：ART OF MONEY GETTING or, Golden Rules for Making Money
作者：P. T. Barnum @1880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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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怕入错行

万全之策，确保刚刚踏入人生的年轻人成功的万无一失的计划是选择最合自己口味的行业。在这方面，家长和监护人通常都太马虎。比如，我们经常听见当爹的说：“我有五个儿子。我想让比利当牧师，约翰当律师，汤姆当医生，迪克当农夫。”然后他到进城四处打探看看给萨米怎么安排。回家后他说，“萨米，我觉得手表匠是个很不错很体面的行业。我觉得你得当个金匠。”他就这么做了，完全不顾萨米的天性或天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容貌有多不同，大脑就有多不同。有人是天生的机械师，而有人对机械反感透顶。找一群10岁的孩子放在一起，很快你就会发现有两三个正在“削削砍砍一些新颖的小玩意；摆弄锁子或复杂的机器。在他们才五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发现除了智力拼图，没有什么玩具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是天生的机械师；不过另外8-9个孩子也各有才能。我属于后者，对于机械我毫无喜爱；相反，对于错综复杂的机器，我有种厌恶感。我从来没能削出一个不漏酒的瓶嘴。我也做不出写字的笔，也不理解蒸气机的原理。要是有人找我这么一个孩子，试图把他变为表匠，那么5年或7年的学徒生涯之后，这孩子可能会把表拆了再装上；但终其一生他都是勉为其难，抓住一切机会逃离工作，消磨时间。制表让他反胃。

除非做自己适合自己天性的行业，最适合自己天分的工作，否则，一个人难以成功。我很情愿相信大部分确实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行业。可是我们也看到不少人误会了自己的呼召，从铁匠上（或下）至牧师。你会发现，接触的语言学家，那位“博学的铁匠”，本应成为语言教室；而你也许也见过律师，医生和牧师，他们可能天生更适合砧板或垫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