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Black：废除工作

2009/08/17

原文链接：THE ABOLITION OF WORK
作者：Bob Black
译者：Esther

没人应该工作。

工作可谓世上所有悲惨之源。你能够说得出的所有罪恶都源自工作，或来自生活在这个为工作而设计的世界中。为了停止受罪，我们应该停止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做事，而意味着根据游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嬉戏的革命。我说的“游戏”也指欢庆、创造力、乐天的、共生的，乃至艺术。这不止是孩子们的游戏，尽管价值是一样的。我提倡的是集体冒险，共同欢乐，自由自在地彼此依靠的丰富喜乐。游戏不是消极的。不论收入或职业，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比现在享受的更多时间纯粹放松休闲，可一旦从工作引起的疲劳中恢复以后，几乎所有人又开始蠢蠢欲动。奥勃洛莫夫作风（沉溺于空想而一味怠惰懒散的作风）和斯达汉诺夫（特别勤奋而且多产者）运动史乃是同一劣币上的两面。

嬉戏人生与目前的现实完全不符。“现实”太糟糕，简直是吸取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活力的重力黑洞，而这点活力正是区分生活与生存的东西。令人好奇的是——也许也没什么好奇的——所有古老的意识形态都很保守，因为它们信任工作。有些比如马克思主义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更是坚定地信仰工作，因为他们几无其他信仰。

自由主义者说我们应该结束雇佣歧视。我说我们应该结束雇佣。保守派支持工作权利法规。像卡尔·马克思任性的女婿保罗·拉法格一样，我支持懒散的权利。左翼赞成全职雇佣。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样——只不过我不开玩笑的——我赞成全职失业。托派主义者提倡永久革命。我提倡永久狂欢。但是，如果所有空想家（像他们所做的这样）提倡工作——不仅因为他们计划让别人把他们那份也做了——奇怪的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说到工资、小时、工作条件、剥削、生产力、利润。他们很乐意谈论任何事情，但就不提工作本身。这些为我们思考的专家很少和我们分享他们对于工作的结论，尽管工作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如此重要。他们自己也为细节而争论不休。工会和管理层都同意我们应该出卖自己的时间来换取生存，虽然他们就此讨价还价。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应该被官僚主义奴役。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应该被商人奴役。女权主义不在乎奴役者采用什么形式，只要老板是女人就好。很清楚，这些意识形态贩卖者对于如何分配滥用权力，有着很大分歧。同样清楚地，他们对此权利都毫无反对，并且所有人都想让我们继续工作。

你可能在想，我到底是胡诌还是认真的。我既胡诌又认真。嬉笑并非滑稽可笑。游戏不见得要轻浮，尽管轻浮并不是琐碎：通常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轻浮的东西。我希望人生是场游戏——奖金丰厚的游戏。我想要游戏一生。

工作的背面并非“游手好闲”。顽皮不是麻醉剂镇定剂。虽然我非常珍惜无为之乐趣；当无为打断了其他乐趣和休闲时，最有益。我也并非提倡有时间控制的安全阀门——即所谓的“休闲”，压根不是。休闲只是为了工作而不工作。休闲是为了从工作中恢复而花的时间，很多人尝试忘记工作，但这这是狂乱而无望的努力，因此，他们从假期回到工作中，如此挫败，甚至盼望着工作，这样才能安心。工作和休闲的区别在于，在工作中至少你能够为自己的疏离和虚弱得到补偿。

我不是在跟任何人玩定义游戏。当我说我想废除工作时，我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用非特殊方式定义我的名词，表达我的意思。我对工作最基本的定义是强迫劳动，即义务生产。两种元素都是必须的。工作是通过经济或政治方式，用胡萝卜或大棒强迫的生产（胡萝卜只是其他形式的大棒）。不过并非所有创作都是工作。人们从来都不是为工作而工作，人们工作的原因是产品或工人（或者，通常是别人）从中得到的输出。工作必须如此。想要定义它就是轻视它。不过通常，工作比它的定义还糟糕。随着时间流逝，工作固有的统治动态变成繁文缛节。在高级工作社会中，包括工业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工作都必然具备其他属性，使工作更令人讨厌了。

通常——这在“共产主义”国家尤其如此，国家几乎是唯一雇主，每个人都是雇员——工作就是雇佣，即按劳付酬，也就是把你自己卖给分期付款计划。因此，95%工作的美国人都在为他人（或其他东西）工作。在苏联或古巴或南斯拉夫或尼加拉瓜或任何其他可以列举的模式中，相应数字达到100%。只有被敌人围困的第三世界农民堡垒——墨西哥、印度、巴西、土耳其——暂时集中庇护了大批农民，这些农民将过去几千年大多数劳动者的传统分配持久延续下去，向国家纳税（赎金）或向寄生虫般的地主交租金，省得落单。即使这种原始交易也开始看上也不错。所有产业（和办公室）工人都是雇员，都受制于某种监视，让你奴颜婢膝。

但是，现代工作比这还差劲。人们不仅仅是工作，他们有“工作”。在如若不然的基础上，一个人一辈子做一项生产性任务。即使这项任务本身很有趣（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都很无聊），必需排他的单调性也使有趣的潜质消耗殆尽。“工作”可能会在合理的有限时间内因为好玩吸引一些人，可对每周做40小时的人而言，这就是个负担，对于工作该怎么做，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是为老板的利润而工作，可老板对项目毫无贡献，也完全没有机会分享任务或在真正不得不做的人之间分配任务。这实在是个工作的世界：官僚主义错误、性骚扰、充满歧视的世界，愚蠢的老板剥削下属，让下属当替罪羊，可下属——按照任何理性—技术标准——应该是发号施令的人。但现实世界里，资本主义让于生产力和利润理性最大化服从于组织控制的苛刻要求之下。

大多数工人在职场所经历的退化是所谓“纪律”的各种侮辱之和。福柯将此现象复杂化，但其实非常简单。纪律包括工作场所集权统治的全部——监视、机械操作、强加的工作节奏、产品限额、上下班打卡等等。纪律是工厂、办公室、商店与监狱、学校和精神病院所共享的东西。从历史角度看，这种东西又原始又恐怖。比起尼禄、成吉思汗、伊万大帝等杀人魔王的暴行，这有过之而无不及。就算他们有种种凶残想法，他们也没有机器来全面控制他们的子民，不像现代暴君。纪律是当代的魔鬼式控制，这种新颖的侵略方式，必须尽早阻挡。

这就是“工作”。游戏却恰恰相反。游戏通常是自愿的。如果强迫的话，原本可能成为游戏的东西就会变成工作。这不言而喻。Bernie de Koven将游戏定义为“结果的中止”。如果这意味着游戏毫无结果，这就不对了。关键不在于游戏没有结果。游戏和给予紧密相关，它们是同一冲动，游戏——本能的行为和交易层面。犹如贵族，它们对结果都不屑一顾。游戏者从游戏中有所收获；那就是他游戏的原因，但核心奖励是活动本身的经历（不论是什么活动）。另外一些原本专心的游戏学生比如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将其定义为游戏或遵守规定。我尊重赫伊津哈的博学，但对于他的限制，我不敢苟同。有许多好的游戏（象棋、垒球、大富翁、桥牌），都有规则需要遵守，不过还有很多游戏以外的娱乐。对话、性、跳舞、旅行——这些不受规则管辖，但绝对是游戏。而规则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都可以玩弄。

工作是对自由的嘲讽。官方用语是我们都有权利过民主生活。不像我们这般自由的不幸人儿不得不生活在警察武装的国家。这些受难者服从命令，不论这些命令多么专制。当局者让他们处于定期监视之中。政府官僚甚至控制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颐指气使的官员们只对高层负责，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不论公私，持不同意见不顺服的人都要受到惩罚。告密者随时向当权者报告。这些都极其恶劣。

情况就是如此。尽管这只不过是现代工作单位的描述而已。哀叹极权主义的自由派、保守派和解放派都是假冒伪善。在任何适度的非斯大林式的独裁中，自由都比美国工作场所多。办公室或工厂所见的层级和纪律与监狱或修道院的别无二致。事实上，如福柯和其他人所说，监狱和工厂几乎同时出现，他们的经营者有意识地借鉴彼此的控制技巧。工人就是兼职奴隶。老板说何时上班，何时下班，期间应该做些什么。他告诉你有多少工作要做，多快完成。他有权鸡毛当令箭，让你倍感屈辱，高兴了，他还得管你穿什么衣服，多久洗一次澡。除了个别情况，他可以为任何理由开除你，甚至无缘无故地开除你。他让告密者和监工监视你，他收集了每位员工的档案。反驳被称为“不听话”，好像员工是调皮的小孩，这不仅可以炒了你，还让你根本没有资格获得失业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在家在学校受到的都是类似待遇，也无人为他们认可这种做法。不过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不成熟，所以这些情况勉强说得过去。对于他们工作着的家长和老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所描述的令人屈辱的统治体系控制了女人大部分清醒时光，控制了男人数十年绝大多数时间，可以说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出于特定目的，把我们的体系称为民主或资本主义——甚至更好听——工业主义，都不算偏差太多，但其真实的名称是工厂法西斯和办公室寡头政治。任何把这些人说成是“自由”人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你所做的事情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做无聊、愚蠢、乏味的工作，很可能你最后也变得无聊、愚蠢、乏味。比起电视和教育等让人愚蠢的机制，工作其实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周围不断出现的痴呆症。一生都被别人编队的人从学校出来就工作，工作之前是在家，退休之后是在老人院，都习惯了层级统治和心理奴役。他们的自治能力萎缩了，他们对自由的恐惧才是寥寥无几货真价实的恐惧之一。他们在工作中的顺服训练又延续到他们开始成立的家庭中，从而以不止一种方式繁殖着这种体制，进入政治、文化和所有事情中。一旦你耗尽了人们在工作中的活力，他们就会屈服于所有东西的层级结构和专业知识。他们习惯了。

对于工作的世界，我们置身其中，反而看不清楚它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仰仗来自其他时代或其他文化的旁观者来理解我们当前处境的极端性与病理。在我们自己的过去，有那么一个时期，“职业道德”令人难以理解，可能当韦伯将其与宗教加尔文主义（主张以严厉手段对付罪恶）相连时，也许和“职业道德”相当接近了，加尔文主义如果是今天出现而不是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出现，立即就会被贴上异端的标签。虽然如此，我们只需要从传统思想提取精粹，正确对待工作。先辈们就把工作当工作，尽管存在加尔文主义，他们的观点还是甚为流行，直到被产业主义推翻——但在收到先知的认可之后。

让我们假装有那么个时候，工作没有把人变成愚蠢的奴隶。让我们假装，不顾似是而非的心理学和其拥护者的意识形态，这对性格的形成毫无影响。让我们假装，工作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枯燥、乏味、那样让人倍受屈辱。即使如此，工作依旧是对所有人文民主抱负的讽刺，因为它占用了我们如此多的时间。苏格拉底说，体力劳动者是损友，也是劣等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履行友谊和公民义务的责任。他说得没错。由于工作，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停地看表。所谓的自由时间的自由在于它不花老板任何东西。自由时间主要用于为工作做好准备，上班、下班，从上班的疲劳中恢复。自由时间不过是某种特别工作的委婉说法，是生产的一个函数，不仅为自己上下班的交通买单，还为自己的维护修理承担责任。煤炭钢铁不这样。镭射和打印机不这样。可工人们这样。难怪Edward G. Robinson在其黑帮电影里叫嚣：“傻子才工作！”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对苏格拉底做出过贡献，而且显然都和他一样，意识到工作对工人作为公民和人类的破坏性影响。希罗多德将对工作的鄙视当做古典希腊文化达到巅峰的特点。就举一个罗马例子，西塞罗说“任何为钱而提供自己劳动的人都是卖身为奴。”他这种坦白现已非常罕见，可是我们惯于鄙视的原始社会却提供了西方人类学家的启蒙代言人。据Posposil说，西伊里安的Kapauku对生活平衡有着自己的理念，他们只隔天工作，而休息日则用于“重新获取失去的力量和健康”。我们的祖先，甚至在18世纪，他们都还远离我们目前的困境，至少还知道我们已然遗忘的东西，即工业化的缺点。他们对于“圣礼拜一”的宗教式虔诚——从而在其合法地分别为圣150-200年前就形成了如今的5天工作日——令早期工厂主们绝望。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屈服于铃声——时钟的前任——这一暴君。事实上，有那么一两代人必须得用习惯了顺服的女性和可以塑造以满足产业需要的儿童取代男性。甚至在古老的政体中，被剥削的农民也从为地主劳动中夺回了相当时间。根据拉法格的观点，法国农民1/4的时间都用于礼拜日和假日，而查亚诺夫从沙皇俄国农村——绝对算不上是进步社会——得来的数字表明农民1/4或1/5的时间都在休息。为了控制生产力，我们还显然远远落后于这些落后社会。被剥削的农夫会想为什么我们还要工作。我们也该这样想想。

为了认识我们退化的严重性，考虑一下最早期的人类，没有政府也没有财产，我们都是狩猎者，四处流浪。霍布斯认为那时的生活肮脏、野蛮、短暂。也有人认为那时的生活是为了生存而永无止息不顾一切的战斗，是与残酷大自然的搏斗，大自然充满了死亡与灾难，专门等候那些不幸或者无法与生存战争之挑战相匹敌的人。其实那不过反映了人们害怕政府对社区的统治权会瓦解，离开了这种统治，社区不习惯，正如内战时霍布斯所处的英国一样。霍布斯的同胞已经经历了展示其他生活方式的另类社会形式——尤其是在北美——但这些与他们的经历相差甚远，他们无法理解。（而下层社会与印第安人的状况接近，因而对此理解得更透彻，通常也觉得这种形式更诱人。在整个17世纪，叛逃到印第安部落，或在战争中被捕获的英国殖民者都拒绝回去。但是，印第安人不再叛逃到白人聚集地，就犹如德人不再从西面爬过柏林墙一样。）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进化要素》一书中所说，托马斯·赫胥黎的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版本与其说讲述的是物竞天择，不如说表述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经济条件。克鲁泡特金是一位地理学家，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时，他有大量非自愿的机会进行野外工作：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大多数社会和政治理论，霍布斯和他的后任们所讲述的其实是未得到认可的自传而已。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调查了当代狩猎采集者数据，在一篇名为《原始富裕社会》的文章中轰炸了霍布斯神话。他们工作比我们少得多，干的活和我们视为游戏的东西难以区分。萨林斯得出结论“狩猎者和收集者比我们工作得少；而且，食物要求不需要没完没了地辛苦，而是间歇性的，闲暇时间充裕，每人每年白天睡眠时间比任何其他社会条件下都多。”他们每天工作4个小时，如果他们“工作”的话。他们的“劳动”，依我们看，属于熟练劳动，锻炼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能力；任何大规模的非熟练劳动，如萨林斯所说，只能存在于工业主义。所以，这满足Friedrich Schiller对游戏的定义，即人通过让双重性质——思考和感受——都起作用来实现自己完全人性的唯一机会。他说：“当缺乏是其活动的主要源泉，动物就工作；当体能充沛是主要源泉时，当超级富裕的生活是它自身活动的刺激时，它就嬉戏。”（现代版本——令人怀疑的发展版本——是亚伯拉罕·马斯洛对“缺乏”和“增长”激励的相反看法。）游戏和自由，从生产角度看，是同延的。即便是属于生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也发现“只有当超越了出于必要和外部效用的义务劳动时，才能开始自由国度。”他自己从来不敢承认这种幸福境界就是废除工作——毕竟，又要提倡工作，又要反对工作，相当病态——不过我们可以做到。

想要退步或进步到没有工作的人生这种抱负在工业社会之前的欧洲诸社会或文化历史中都非常明显，其中包括M. Dorothy George的《转型中的英国》（England in Transition）和 Peter Burke的《现代欧洲早期的流行文化》。类似的还有Daniel Bell的《工作及其不满》，我相信这是以如此多词汇提及“反对工作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人们若是吃透了这篇文章，就会把它当做将其收录其中的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重要修正。一般，大伙提起这卷书就相当自满。批评家和拥趸者都没有发现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昭示的不是社会不稳定的终结，而是不受意识形态限制不受其影响的模糊新阶段的开始。其实，是Seymour Lipset（在《政客》中）而非Bell在同一时期宣布“工业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仅仅几年后，大学生们因为对其不满，而将Lipset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到相对（且暂时）平静的哈佛。

Bell指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对市场和分工充满热情，但对于工作的丑陋面，却比Ayn Rand或芝加哥经济学家或任何斯密的现代追随者更警觉（也更诚实）。斯密说：“人的主要理解力由其日常工作所形成。时间花在一些简单操作上的人……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理解力……人类能变得多么愚蠢无知，他们通常也就变得多么愚蠢无知。”这里，用几句冒昧的话来表明我对工作的批判，Bell在其1956年——艾森豪威尔的低能与美国自满的黄金年代——的写作中，已经指出了1970年代无组织且无法组织的困境，这种困境没有任何政治趋势能够驾驭，在HEW的报告《美国工作》中虽有提及但无法利用，因而被忽略。问题就在于反对工作。任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莫瑞·罗斯巴德，理查德·波斯纳都没有在任何文字中提及——因为用他们的话说，如他们在《星球迷航》中所常说的，“这计算不了”。

如果这些经自由之热爱启发的反对意见无法说服功利主义的人类学家乃至家长主义者，那么还有他们无法忽视的其他意见。借用一本书名《工作有害健康》，事实上，工作是大屠杀或种族屠杀。工作将直接或间接地杀害大多数读到这些文字的人。每年我国死于工作的人数在14，000和25，000之间。200万以上的人致残。每年有2000万到2500万受伤。这些数字还是通过对工伤的非常保守的估计得到的。所以，并没有考虑到每年50万的职业病。我看到过一本长达1200页的关于职业病的教科书，这也未能触及皮毛。可用数据表明有100，000例矿工黑肺病，每年死亡4000人，比艾滋病死亡率高得多，可后者得到的媒体关注却多得多。这反映了无声的假设：艾滋病折磨的是那些本可以控制自己堕落的叛逆者，而挖煤毫无疑问是项神圣的活动。可统计数据未能显示的是千百万人的寿命因其工作被缩短——而这正是种族屠杀的意义。

即使你没有在真正工作的时候致死或伤残，你也很有可能在上班路上、下班途中、找工作期间甚至尝试忘记工作的时候，致死或致残。大量的车祸受害者要么做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或者撞上厌倦了做这些工作的人。在这种人身伤亡计算中，必须加上汽车工业的污染和工作引起的酗酒及吸毒。癌症和心脏病都是与工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现代病。

由此，工作使得杀人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觉得柬埔寨人自相残杀，而我们有区别吗？波尔布特的统治好歹有个平等社会的愿景，不论多么模糊。我们杀人数目（至少）以六位数计，就是为了向幸存者推销麦当劳和卡迪拉克。每年四、五万的公路死亡者都是受害者，不是烈士。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或者说，他们为工作而丢了命。可工作根本不值得我们付出生命。

自由者的坏消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环境中，定期修补无济于事。联邦职业安全健康局（OSHA）旨在监管问题的核心部分，即工作场所的安全。

早在里根和高院枪毙OSHA（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管理局）之前，它已然成了笑话。按照之前和（当前标准的）宽容的卡特时代资助标准，工作场所应该预期OSHA检察官的随机拜访——每46年一次。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也不是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比我们这还危险。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工人在修建莫斯科地铁时死亡或受伤。类似苏联不肯曝光的核灾难的故事不断出现，这些灾难让泰晤士海滩事件和三里岛事件如同小学生的空防演习。另一方面，放松管制眼下倒是时髦，可也于事无补，甚至还有可能雪上加霜。从健康安全的角度看，当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状态时，工作最糟糕。尤金·热那亚等历史学家说服我们——如战前奴隶制度拥护者坚持的那样——北美联邦和欧洲工厂领工资的工人比南部种植园里的奴隶更可怜。官商关系重组对于生产似乎毫无意义。严格实施OSHA那相当模糊的可行标准都可能使经济停顿。实施者似乎很欣赏这个，因为他们甚至都懒得打击大多数犯罪分子。

截止目前，我所说的不应自相矛盾。许多工作的人都对工作十分厌倦。旷工、跳槽、雇员盗窃怠工、非法罢工、欺诈的情况高居不下，而且还持续增长。可能还有些有意识拒绝工作的活动，而不仅停留在内心活动中。然而，老板、代理以及工人中普遍的感受是工作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的。

我不敢苟同。可以废除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新活动取而代之，只要这些活动可以达到有用的目的。废除工作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数量和质量。一方面，就数量而言，我们必须大量削减工作量。当前，大多数工作都无用，甚至更糟糕，我们根本就应该消除。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问题的症结，也是革命性新方向——我们必须把工作中有用的部分留下，将其转换为各种令人愉快的游戏及手工消遣，与其他愉快的消遣无异，只不过它们碰巧能够产生有用的终端产品。当然，那不应使工作不再具备吸引力。然后，所有权力和财产的人工障碍都消失了。创造可以是娱乐。而我们可以不再彼此害怕。

我并非说大多数工作都可以这样拯救，不过，其实大多数工作都不值得拯救。只有绝小部分工作才有用，独立于工作体制的防御与繁衍，以及工作的政治和法律附属。二十年前，保罗和波西维尔·古德曼兄弟预计所做工作的5%——如果数据准确，现在可能还更低——就能满足我们衣食住行的最低要求。他们的结论只是一个学术猜测，不过其主旨还是相当清晰：直接或间接，大多数工作都不过出于毫无生产力的商业或社会控制目的。我们马上就可以解放数千万推销商、士兵、经理、警察、股票经纪人、神职人员、银行家、律师、教师、地主、保安、广告人和每位为他们工作的人。有个滚雪球效应，每次你释放一些大人物，你也就解放了他的仆役和下属。这样，经济向内爆炸。

40%的劳动大军是白领，他们大多都从事有史以来最乏味最白痴的工作。整个行业，如保险、银行和房地产，什么都没有，不过是案牍之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都在增长而“第二产业”（工业）停滞，主要产业（农业）几乎消失了，并非意外。因为除了那些工作可以确保其权力的人，工作并非不可或缺，作为确保公众秩序的手段，工人从相对有用的职业被调到相对无用的职业。有聊胜于无。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因为早早完工就可以提前回家。他们想要你的时间，要多多的时间，足以把你变成他们的，尽管要了时间他们也没用。否则，为什么平均工作周在过去50年里也没有减少哪怕几分钟？

接着，我们用把切肉刀对待生产工作。不再有战争生产、核武器、垃圾食品、妇女卫生除臭剂——最重要的，再也不用提汽车工业了。偶尔有斯坦利蒸汽机或福特T型车没有问题，但是底特律和洛杉矶这样的瘟疫区所依靠的自我淫荡就成了问题。甚至不用努力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其他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废除最大、工作时间最长、报酬最低的职业以及最乏味的职业。我说的是做家务养孩子的家庭主妇。通过废除工资-工作达到彻底失业，我们破坏了劳动的性别分工。我们所知道的核心家庭是对现代工资-工作所强加的劳动分工不可避免的适应。无论你是否喜欢，如过去一两个世纪那样，男人养家糊口，女人在残酷无情的世界上为他提供一个避风港，而孩子远征到青年集中营——所谓的“学校”，主要是让他们不受母亲的庇护但还要受其控制，然后养成工人所必需的顺服和守时的习惯，这在经济上合情合理。如果你要废除家长制，那么就得废除核心家庭，如Ivan Ilich所说，他们没有报酬的“影子工作”使工作制度成为可能，而正是这种工作制度使“影子工作”成为必须。与此无核心家庭政策一起的是废除童年，关闭学校。在这个国家，全日志学生比全职工人还多。我们需要像老师一样的孩子，而不是学生。他们有很多可以为顽皮革命所贡献的，因为他们比成人更善于玩乐。成人和儿童不一样，但是通过彼此依靠，他们可以平等。只有玩乐才能架起代沟的桥梁。

我甚至还没有提及用自动化和网络虚拟化将所剩无几的工作继续削减。所有从战争研究、计划衰退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都应有足够的时间设计方法消除如采矿等活动中的疲劳、沉闷和危险。毫无疑问地，他们会寻找其他项目自娱自乐。也许他们会建立起包罗万象的全球多媒体沟通体系，或者发现太空据点。也许。我本人可不是对这些玩意痴迷的人，我不喜欢住在按钮天堂。我也不想让机器人奴隶把一切都做了；我想凡事亲力亲为。我想，有这么一个既有节省劳力的技术但有使用得到的地方。历史和史前记录却让人灰心。当生产性技术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继而到工业，工作增加了，而技能和自我决定却减少了。工业主义的进一步进化已经发展为Harry Braverman所谓的工作降级。明智的观察者对此一直都了洞若观火。John Stuart Mill写道，所有节省劳力的发明并没有节省一刻钟的劳动。卡尔·马克思写道“关于自1830年起的所有发明——纯粹是为了让资本家提供武器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足以写本发明史。”热心的技术爱好者——Saint-Simon, Comte, Lenin, B.F. Skinner——长期以来也都是厚颜无耻的独裁主义者；也就是说，技术统治者。对于计算机神秘主义鼓吹者的承诺，我们光怀疑还远远不够。他们卖命工作；如果他们大行其道，我们其他人也得如此。但是，如果他们对人类而不是高科技有任何具体贡献，那么姑且听听他们的申诉。

我真正想看到的是工作变成游戏。第一步是摈弃“工作”和“职业”的概念。当本来已有些游戏性质的活动蜕变成某些人而且只有这些人被迫去做的工作，并且排斥所有其他事情时，这些活动的乐趣也大为减少。农场工人在田地里辛苦耕耘而他们呆在空调房里的主人却每周末回家，在自己的花园里拾掇拾掇，难道这不奇怪吗？在永久狂欢的体系下，我们将目睹业余艺术爱好者的黄金时代足以让文艺复兴自惭形秽。不再有任何工作，只有需要做的事情以及做事情的人。

把工作变娱乐的秘密在于，正如Charles Fourier所展示的那样，就是安排有用的活动，利用不同人不同时间真正享受的任何活动。要想让一些人做他们可以享受的事情，只要消除当这些事情降级为工作时折磨这些活动的不合理和扭曲就可以了。以我为例，我喜欢教点书（不要太多），但我不想强迫学生，我也不想奉承那些可怜的老学究，就是为了混个长期职位。

其次，有些事情人们喜欢偶尔为之，但不能太长，而且绝对不是所有时候都喜欢做。你可能喜欢看几个小时的孩子，分享和孩子在一起的乐趣，但不会像他们的家长那样。与此同时，家长们非常感激你能让他们得以自由片刻，虽然若是和孩子分开太久，他们会变得焦虑。个人之间的区别使自由游戏的生活变为可能。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很多其他活动领域，尤其是主要领域。比如，很多人在他们闲暇时间认真操练厨艺时，很喜欢做饭，可当做饭不过是为了工作给人体加油时，就并非如此了。

第三——其他条件都一样——有些事情，如果自己做或在不愉快的环境或超负荷的情况下做，让人难以满意，可如果这些环境改变，也会变得令人愉悦，至少有片刻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能真是如此，对于所有工作都如此。人们利用自己荒废了的天才将最枯燥的工作变成尽可能有趣的游戏。有些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至少每人都各有兴趣，也对多样化感兴趣。俗话说，“什么都尝试一次。”

傅里叶深谙如何可以将异常而不当的趣味用于后文明社会，即他所谓的和谐。他认为尼禄皇帝童年时如果能在屠宰场工作，以纵容他的嗜血成性，那么他也会一切正常。可以给喜欢在脏乱地方滚来滚去的小孩组织起来，形成“小小游牧部落”，让他们打扫卫生，清理垃圾，还要给杰出表现的发奖牌。我不赞成这些具体范例，但赞成其背后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成为整体革命性转变的一种尺度。切记，我们不必因为找到了今天的工作，又找到了合适的人（有些人必须得变态），就得工作。如果技术能够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其说是将为了生存的工作自动化，不如说打开娱乐/创造的新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想回到手工时代，William Morris认为这是共产主义革命可能而且令人向往的结果。艺术将从势利者以及收藏家中被夺回，废除它作为迎合精英观众的系部，而将它的美与创造质量恢复为完整的生活，艺术正是被工作从生活中偷走的。我们大肆歌颂的希腊罐子还有博物馆的陈列橱在希腊时代是用来存放橄榄油的，这才是清醒的想法。我怀疑我们的日常用品（如果有的话）也会在未来有同样的待遇。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利用过去，祖辈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我们的生活却丰富了。

重新创造日常生活意味着偏离地图边缘。诚然，存在的侵略性投机比大多数人怀疑的要多得多。在Fourier和Morris之外——甚至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只言片语的暗示——还有克鲁泡特金、工团主义者Pataud和Pouget，新（Bookchin）老（Berkman）无政府共产主义者。Goodman兄弟的《同感》阐释了给定功能（目的）之后会跟随什么形式，一旦你脱开了他们的造雾机器，就能从通常模糊的另类/适当/中级/欢乐技术的预报——如Schumacher，尤其是Illich——中收集点信息。Vaneigem的《每日生活革命》及《情景决定论国际文选》所代表的情景决定论者太过于玩世不恭，难以让人感到愉悦，虽然他们从未将对工会的规则认可和废除工作等同。不过他们的不合时宜也比任何现有左翼强得多，热衷的左翼分子貌似是最后的工作冠军，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人，没有工人，左翼能够组织谁呢？

所以，废奴主义者主要还是靠自己。无人可以说释放了因为工作而变得蠢笨的创造力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一旦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开心的游戏活动的消费同延，自由与必要性及其神学暗示这一令人厌倦的辩论者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生活将变成一场游戏，或者说许多游戏，但并非——像现在这样——零和游戏。最佳艳遇乃是生产性娱乐的典范。参与者强化了对方的乐趣，没人计分，大家都是赢家。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在游戏人生中，性最美好的部分融入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普遍的游戏导致了生活的性欲化。反过来，性变得不那么急迫那么令人绝望，反而其乐无穷。

如果我们方法得当，我们从生活中得到的，会比投入的要多；前提是我们要游戏一生。

没有人应该工作。全世界的工作者……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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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Black：废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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