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ron Swartz：如何拯救生命
2009/08/27原文链接：How to Save A Life
作者：Aaron Swartz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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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哲学家 Peter Singer 提出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想象一下你在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小孩淹在浅水塘里。您个子很高，可以跳进去救这个孩子，可如果你跳了，新西服就毁了。您该救这个孩子吗？
几乎所有人都说“该救”：救孩子一条命可比损失一条新西服重要多了。事实上，为了衣服而看着孩子死去的人简直就是怪物。
不过，啊哈，Singer开口了。你——没错，就是说你呢——最近可能刚花了几百美元买了新衣服，你压根不需要的新衣服（如果不是衣服，也可能是外出就餐、买唱片或买了本本可以在图书馆借到的书）。要是不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你本可以把钱捐给 Partners in Health（健康良伴），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拯救一名发展中国家孩子的生命（GiveWell 估算出用150到750美元，您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怪物呢？
把读者称为妖怪是个危险的举措——绝对能让他们郁闷。（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就郁闷坏了！）没人想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妖怪，所以大家纷纷找出各种理由说明他们不捐钱是有道理的（我没这个责任，我该做的都做了，外国援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好处。）在Singer的新书《你可以挽救的生命》中，他系统地反驳了这些观点。
在此过程中，他将自己初步想法的试验复杂化。假设现在路过池塘边的不只你一个，而是有5个人。同时有5个孩子溺水。他认为大部分人仍然会说你应该立即冲过去救孩子——哪怕其他过路人没救。
可是Singer省略了一个细节——一个我认为会戏剧化地影响其结论的细节：孩子们不是不小心跌进水塘里，而是有人把他们推下去。
想象有一个邪恶的人站在池塘边，抓着孩子丢进池塘里。路过的人们看到孩子就立即救他们，可是一旦一个孩子被救上来或者溺水，那恶人接着丢入下一个孩子，再下一个，再一个。你可以立即拯救另一个孩子——或者你可以试着去制止那个坏人。
这并不能赦免你的道德责任。大多数人什么也不做——他们就是路过池塘而已。但这确实将问题复杂化了。我想大多数人会说如果可以，你应该试着阻止那个恶人。甚至功利主义分析家都会这么说：跳进池塘可挽救一个生命，制止恶人可挽救一千个。
那个恶人，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发展中国家的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没有学校、没有好工作、没有福利计划，甚至没有自来水。而他们国家贫困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我们。
人们经常说，访问发展中国家犹如回到过去——生活条件和中世纪欧洲相比，似乎毫无变化。不过中世纪的欧洲如何改变现状的呢？答案是通过保护主义：英国作为全球最具保护主义的国家之一统领世界，花了政府无数巨款促进地方产业。最终，这些产业足够强大，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然后它撤销了障碍。美国最终以大体相同的方式超过了它——多年的关税和产业干预（如今美国政府花了大量财力进行研发）。西欧及所谓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南韩、香港和台湾）——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发达国家也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
可是他们不想让别人跟随他们的脚步。他们不允许发展中国家成长、竞争，他们喜欢把他们当做廉价劳力和原材料来源。人们花了巨大精力建立国际机构，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这些国家贷款，但前提是他们拆除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世贸组织要求这些国家同意“自由贸易”原则。学术“专家”则给出理由为什么保护主义会伤及每个人，从而改写经济增长的历史。
因此，穷国被迫继续穷，孩子们不断在浅浅的水塘中淹死。
改变现状并不容易，我可以给您一个电话号码，您可以向乐施会捐款，也可以承担拯救儿童生命的治疗费用。目前没有效果较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改革世贸组织。没人晓得如何阻止恶人，不过要是有人因此假装恶人不存在的话，那就不可思议了。
Simger认为这是个纯粹的实际问题。作为功利主义者，他不支持我们对政府行为有任何特殊责任的观点。相反，他说，人们应该捐款以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穷人——至于是拯救生命呢还是进行结构改革，那是他们的事。但显然Singer认为结构改革并不非常有效；他所举的例子都是人们直接拯救生命。
旁观者是否真得会不断跳进池塘去挽救被不断扔进水里的孩子们？抑或他们会停一下，制定战略计划，思考如何阻止恶人？我想大多数人会选后者。这不是一个抽象问题。孩子们正垂死挣扎，你将会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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