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ow to Teach a Child to Argue
作者：Jay Heinrichs
译者：Esther

版权声明：本文可以任意转载，转载时请务必保持作者、译者署名的完整性。

为什么任何有理智的家长竟然教孩子犟嘴？因为，这位父亲发现，它其实可以增加家庭和谐。

（首次发表于迪斯尼Wondertime杂志。本文被提名为2007全国杂志奖。）

没有乖宝宝的家长会发现以下场景非常眼熟：我正在银行大堂取钱，我5岁的女儿开始发脾气，尖叫着在地上滚来滚去，而几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厌恶地旁观。（显然，他们的孩子都很乖。）我失望地看了多萝西一眼，然后说，“那样做没用，宝贝。那不值得同情。”

她眨巴着眼睛，然后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撅着小嘴，不过到底安静了。

“你跟她说了什么？”其中一位妇女问道。

我解释说，“不值得同情”是修辞学术语，所谓修辞学就是古老的辩论艺术。在某个下雨天，我邂逅了这个话题，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走火入魔。因此，多萝西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知道好的劝说者不仅仅表达自己的感情；她要操纵她的听众。换言之，就是我啦。

在我历年来的指导下，多萝西和她弟弟乔治开始非常具有说服性，甚至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好吧，随便那是什么，”这位女士说，“的确管用。”当然了。我可是花了很大功夫才让我的孩子能言善辩。绝对如此。

为什么家长们想要这样呢？因为劝说非常强大有力。修辞学源自古希腊的诉讼，当时不善于劝说的公民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房子——或生命。直至1800年代初期，它都是教育的顶梁柱，教社会精英如何辩论，如何做出公共决策，如何达到共识。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国父们从13个争论不休的殖民地中塑造了一个国家。

让我们正视它：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了提供有用的不同意见的能力。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避免争论。但这在办公室里产生了消极侵略和集体思考，红州蓝州及家庭也无能力讨论诸如看什么电视这样简单的事情。修辞学不是将孩子变为犟嘴的人；而是让他们思考其他观点。

长久以来，我一直将辩论等同于战斗，不过在修辞学上，二者相去甚远。辩论是好的；而战斗不是。战斗的目的是占对手的上风，而在辩论中，当你让听众站在你这一边时，你就算成功了。在汽车后座的领土之争也算是辩论，因为一个孩子试图说服他的听众，而不是通过打架获得，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

乔治说话比多萝西晚，原先是修辞学家们所谓的靠武力争论。.每次打架之后，我都问他，“你有没有让其他小朋友听你的？”多年来，他都觉得那是个相当愚蠢的问题，可能确实很愚蠢吧。不过最终，这个问题对他有了意义：在修辞学世界里，靠武力争论不算辩论。它从来无法说服，只能激起仇恨。为了合理地表示异议，孩子必须学习争论的三个基本工具。我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直接学来的，用希腊语说：逻辑、气质与情感。逻辑是通过逻辑辩论。如果争论是孩子，那么逻辑就是聪明的那个，学习顶呱呱的高中生姐姐。强迫我的孩子有逻辑就迫使他们将自己想要的东西与给出的理由相联系。

“玛丽不让我玩车。”

“为什么她就该让你玩呢？”

“因为她是猪。”

“那么，玛丽给你车，是因为她是猪？”

重复孩子的前提（她是猪）和她的结论（所以她应该让我玩小汽车），她就不得不进行逻辑思考。气质, 亦即根据性格辩论，调用了说服者的个性、名声和值得信赖的能力。（逻辑让你在GPA中紧张不安，气质可以让你在班上当领袖。）我的孩子很早就知道好名声不仅仅是件好事而已；好名声具有说服力。在修辞学上，撒谎很糟糕并非因为它是恶习，而是它不具有说服力。家长更有可能相信一个值得信赖的孩子，接受她的论点。比如，如果两个孩子——所有嫌疑人名单——都否认吃了最后的曲奇，气质就变得重要了。

我：“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拿了曲奇。”

多罗茜：“我以前偷吃过曲奇吗？”

我：“说得好。乔治？”

接下来是情感，即动之以情。这与攻心为上乃异曲同工。用修辞学术语讲，多萝西突然发脾气并不够“值得同情”，因为她太关注自己的感情，因此未能操纵我的感情。情感一词正好是“同情”的词根。当孩子学着读懂你的情绪，然后像演奏乐器一样拨弄它，你才算培养了一个好的说服者。

多萝西：“爸爸，你看上去好累。想坐下来吗？”

我：“谢谢。有什么企图？”

多萝西：“Ben & Jerry’s（冰激淋牌子，译注）。”

逻辑、气质和情感诉诸智力、勇气和情绪，大人孩子都一样。我们的大脑试图分析事实，胆量告诉我们是否可以信任另一个人，而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想就此做点什么。这是有效劝说的实质。我承认，蹒跚学步的幼儿可能会发现难以应用逻辑、气质和情感, 难以从战略上读懂玩伴的感受，但正如其他所有有用技巧，你必须从小开始。我不说“用你自己的话，”我会说，“看看你是否能说服他。”比如，当我的孩子老老实实地企图说服我让他们看电视，只要可能，我都会让步。这种胜利对他们是双重奖赏。他们既可以看电视，又可以享受自己取胜的乐趣。孩子们如此喜欢辩论，他们甚至连电视本身都怀疑。

“我为什么要吃会说话的糖？”

“会自己去洗手间的娃娃？我有个会自己去的弟弟。”好像我给他们打了广告免疫针一样。

当乔治7岁时，寒冬腊月的一天，他执意要穿着短裤去上学。首先，我用父亲的威严对他施加精神压力：“你必须得穿裤子，因为我是你爸爸，我告诉你就得这样。”可他只不过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接着，我晓之以理：“穿裤子不会让你的腿皴，”我很通情达理地说。“你会感觉好很多。”

“可我想穿短裤。”

那么，我动之以情。我把裤腿撩起来，走来走去，“滴答滴，看看我，我要穿着短裤去上班。

“我看上去傻不傻吗？”

很傻，”他说，然后继续穿短裤。

“那么，你还要坚持穿短裤？”

“因为我看上去不傻啊。而且那是我的腿。我不在乎它们皴不皴。”

额滴神。他以气质（我看上可不傻）、逻辑（这是我的腿——跟你没关系）、情感（别担心——难受我自己处理）胜我一筹。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尝试辩论，而不是大哭大闹。我可不能让他输了。

“好吧，”我说。“如果我跟你妈妈向老师和校长说清楚了，你可以在学校穿短裤。但是外面必须穿滑雪裤。成交？”

成交。”他开心地去取他的滑雪裤, 而我则给学校打电话。几周之后，校长宣布乔治的生日为“短裤日”，甚至她自己都以裙裤现身。那可是二月中。我们都达到一个舒服——至少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舒服——共识，即对团队或社区决策的信任。

实际上，随着我的孩子们不断成长，也更加有说服力，我发现我自己输的辩论比赢的多。这让我抓狂，也让我骄傲。

亚里士多德的餐桌演说指南

1. 通过辩论教授决策。当你和孩子就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辩论时（今年夏天去海边还是去爬山？”），他们学会提出不同观点（“都要！”），然后决定执行哪个选择。

2. 侧重于未来。就过去（“谁把玩具弄乱了？”）或就现在（“好孩子不会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进行辩论，都不如侧重于做什么或相信什么更具生产力：“确保玩具收好的好方法是什么？”

3. 大喊大叫算“违规”。 任何妨碍辩论的都可以看作是违规：吼叫，冲出房间，或者回忆过去的家庭暴行会让你立即选择对方。

4. 报以正确的情绪。用不回应来回应尖叫和愤怒，但可以说，“好啦好啦。你可以做得比这更好。”

5. 有时，让孩子占上风。 当孩子们提出好的论点时，没有比奖励他们更好的教学办法了。以我为例，我过分依赖慢锅，使得我儿子要求“干”食物。“哪怕是猫食，”他说，“也不全都是汤汤水水的。”靠谱的观点。接着我就给他准备了汉堡包。超级干的汉堡包。

原文链接：Why Our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Is Failing
作者：Bud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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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本帖反对社会制约，尤为冗长：您若不怕，姑且一读。

随着高中生涯缓慢走向尽头（6月11日毕业），我不由得反思了我从高中所获得的价值。

我以低于2.5G.P.A的成绩结束了高中生涯，从未获得任何显赫的学习奖项，而瞄一眼我的出勤记录，就会发现无数旷课记录(光今年就有32天)。

如果我听了社会制约来相信：

成绩差+无奖项+低出勤=我这辈子玩完

果真如此？

不敢苟同。

追求一流成绩

我人生大部分时间（与其他数百万同学一样），别人都教我相信成功生活的秘密是获得优异的成绩。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这个命题完全错误。

幸运的是，过去几年，我有幸浸淫于各种强有力的观点中，从而理解到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生活100%负责。

我们可以像我们选择的那样幸福成功。我们的态度，而不是我们的成绩，决定我们的成功。

我非常幸运地意识到教育不仅仅囿于教室。生活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可惜，我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我自己，还有数百万同学，没能大展身手，并非因为我们不够聪明，不是我们不关心自己的前程，而是因为我们厌倦了让一系列字母来主宰我们。

不断为学生洗脑，让他们相信想要成功的生活，必须有好成绩，其结果损失巨大：

学生的压力空前沉重。作弊现象日益猖狂。学生花过多时间纠结于争取优异成绩（至少，人们告诉他们成绩不优秀就找不到工作。）

实际上，我有位同学每天都熬夜到凌晨2点，就是为了保持好成绩。 太过分了吧？我想是的。

我们目前教育制度让人更沮丧的是，它把千百万“普通”学生落在后面。让这千百万孩子们自生自灭（教育层面而言），他们拥有不可思议的潜能，可他们从未意识到。

我现在的很多同学，每个都可以改变世界，却为恐惧所麻痹，从而选择了稳妥之路：即争取好成绩，找份工作，变得幸福。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很少如此。

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意义。

我并非说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一无是处，我们确实从中学到基本知识。然而，我们在学校学的很多东西在这个真实世界都不实用。

博客课程在哪？理财课程在哪？致力于根除贫穷的课程在哪？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意义的课程又在哪？

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太强调成绩，却不关注释放隐藏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潜能。

通过阅读和经验受教

当前教育体系最令人讶异的缺点是缺乏相关阅读。我们被迫阅读难以理解的古文。

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厌恶阅读。

我无意说莎士比亚等作品没有任何价值，但学生们读什么应该自己做主。

“不过等等！要是那样，他们就只会读最新的垃圾。”

对此，我回答说，“没错，可至少他们在阅读。”

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是灌输阅读的热情。人类的进步取决于此。

我不少朋友都说“我讨厌看书”。

而我总回答说，“你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书。”

为了补充教育而进行阅读时，我们读的书必须与我们相关。不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家长，必须是我们。每本书都应犹如使我们灵魂完整的拼图。

时下的教育制度过于强调无关宏旨的内容。繁重的作业。完美的语法。记忆。而这一切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无所事事长达10年之久。

在过去4年中，我读了将近100本书，而只有15本书与学校有关。

我在校外读的这75本书（我取个整数）彻底改变了我。我的哲学、我的态度、今天的我，全都源自我如饥似渴阅读的无数书籍。

教育关乎释放一个人的信心。教育是从失败中学习。教育是从经验中成长。教育是发现你的热情，然后进行追求。

教育不是死记硬背。教育不是分析对你毫无意义的书本。教育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你讨厌的课程上。教育不是让你麻木，只因你害怕失败。

在中国上海我在一所国际学校学习，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从将自来水带到中国农村、去俄罗斯旅游、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朋友中学到的比我在教室学到的多得多。

教育意在启蒙。而阅读和经验乃是钥匙。

寻找你的意义

教育旨在帮助我们寻找我们的热情，我们的人生意义。可惜，当前的教育失败得一败涂地。

别人告诉我们：

你必须上大学才能成功。此后，你得读研，确保门门都是A，否则你就失败了。

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不喜欢教育，而是采取了迫于生计的思维方式。

我们如此习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是谁，不可以是谁，我们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想成为谁。

如果你不打开让你砰然心跳的东西，全世界的教育都徒劳无益。

我仍无意反对大学甚至研究生院。其实，我倒相信两者都可以使我们的生存大受裨益。

问题在于，别人告诉我们你必须这么做，你必须那么做，才能成功。
谁说人生是条直线呢？

传统的生命时间线：

高中；大学；研究生；工作（可能是你最厌恶的）；退休；死亡

为什么不是：

高中；寻找生命意义；热爱你的工作；活出你的生活；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

后者听上去更吸引我。

教育就是关乎成长，关乎经验，关乎打造真诚的关系，关乎人类，关乎用人性彼此相连。

眼下的教育制度有着与生俱来的瑕疵。时过境迁，我们必须停止纠结于“书本聪明”，而是要关注如何释放我们的热情。

不活出我们的激情，我们只不过给这个世界添加杂波。

当我们选择安稳时，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热情，在此过程将自己的一部分扼杀。

我对当今世界问题的答案有着无比的信心：贫穷、战争、疾病，将由当今的年轻人解决，并非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跟随自己的热情。

适可而止

我知道当我说以下内容时，我代表了全球数百万学生的心声：

我们厌倦了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够优秀。我们厌倦了做这种不用心的功课，这只会增加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厌倦了因为辜负了成为A+孩子的期望而感到一文不值。

我们厌倦了别人告诉我们可以或不可以成为谁。难道我们不应自己为自己决定吗？

我们需要被鼓舞，我们需要被鼓励，我们需要花时间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世界。

而这个要求难以企及吗?

所以，许多学生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潜能，因为成绩告诉他们，他们没有任何潜能。他们考个D，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无法为这个世界做任何贡献。这挫败了教育的整个目的。教育意在建造而非毁灭。

我绝非暗示获得好成绩是件坏事；那就太愚蠢了。获得好成绩不是问题。让成绩主宰一个人的生活才是问题。

成绩并不能保证成功。

热情 + 决心 + 积极态度 = 成功

如果你能改变世界，我就给你个A。:)

你对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有何高见？你认为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我鼓励你在下面的评论栏里分享你的评论。

显而易见，我们当今的教育体系需要大规模改革，只有那时，它才会为D-学生自豪。

编按：本文针对的是教育体系，绝对无意抨击我们的教育者（对他们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原文链接：John Holt’s: How Children Learn
作者：Jeremy Solomon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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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Holt ，现代居家教育运动之父，在书中并没有给出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根据逸闻趣事质疑孩子如何掌握知识和学习技能的各种假设。

Holt拒绝孩子是“魔鬼”，必须使用棍棒才能听话，或变成我们可以编程为天才的计算机这种思想。他们也不是只能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的被动接收者。事实上，他呼吁家长和教育者“信任孩子”。

首先，Holt相信孩子是天生的学习者，求知欲在出生之际就伴随着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放到学校的时候才有。他对幼儿的观察表明他们的大脑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

孩子们想解决问题；他们喜欢思考。问题是家长和教育者把孩子放在不人性化的大学校里，在工业工厂背景下教授无意义的课程，从而阻碍了这个自然过程。

Holt抵制完全以抽象方式教授的知识。他以学分数为例，认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经验，甚少实际应用。同样地，他也对孩子们的初级读本和绘画书中“沉闷”简单的词汇感到厌恶。Holt相信应该让孩子们面对日益复杂的真实世界。比如，他鼓励家长让孩子们接触报纸，信件，保修书，黄页——能够激发他们对世界好奇心的真实而又有影响的任何东西。

说到为孩子解决真正问题这一主旋律，Holt很怀念孩子们观察父母上班的岁月，其实，那是家长和孩子们并肩工作的时候。他相信儿童时期对父母工作的观察会加速孩子的学习过程，而不只是从教室传播信息。这就是为什么Holt对居家教育，或如他所说，“非学校教育”，如此认同。

Holt 对教师和教育机构充满愤怒，他坚信他们实际上是获取知识和学习技能的障碍。如果教育的目的是打造独立的思想者，那么教育者必须避免“未要求的教授”，他认为这只会让孩子们倍受挫折，觉得自己学习不够聪明。Holt认为，这种破坏性进程会粉碎他们的自尊，熄灭他们对自学能力的信心，最糟糕的，还会让他们永远厌恶学习。

其实，老师应该更被动，愿意向后退一步，仅当孩子们需要——并且寻求时，才提供帮助。老师们以为在学习过程中自己不可或缺，学生离开他们就不行，这乃是大错特错。

Holt认为当给学生足够时间理解事物，并且随着经验的累计，培养出越来越复杂的预感时，就能得到最好的成绩。Holt还认为，在学生培养自己的认知技能时，并不存在愚蠢的错误。

自信的概念是Holt 赞成的第二个基本信念。自信是孩子学习的关键。专横的老师和家长，强制性的教育机构，死记硬背的学习，无穷无尽的考试——都会产生焦虑感，粉碎求知欲，让学习成为痛苦而非自然愉悦的行为。常此以往，学生相信自己是失败者。事实上，Holt 声称口吃乃是一些孩子自信被毁灭的结果。

对失败、惩罚以及丢脸的恐惧以及对没完没了的考试的担心严重地削弱了学生的感知和记忆能力，从而让他们远离学习。在信任儿童之哲学指导下，Holt认为——或者这有些天真——他们有很强的是非感，而且有天生的自我纠正机制帮助他们（最终）解决问题。Holt认为大部分教育，尤其是阅读，反正都属于自学，又何必需要专制的老师和家长呢？ Holt相信学习可以是愉快的，游戏形式的学习是让孩子拥抱终身学习的第一步。

原文链接：After Credentials
作者：Paul Graham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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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关于韩国补习学校的文章，其中说

对于雄心勃勃的韩国青年而言，成也大学，败也大学。

有家长补充说：

“在我国，考大学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这听起来多老套啊，真令人吃惊。不过当我读高中时，美国也是差不多的光景。这就意味着情况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25年前比，目前美国人的生活由成绩决定的少，由业绩决定的多。你读哪所大学依然重要，但不比从前。

发生了什么？

—-

根据学习成绩来判断一个人，在当时是个进步。这种惯例似乎起源于中国，自587年起，公务员候选人必须参加古典文学考试。（注解 [1]）这也是对财力的考验，因为所考的知识太专业，想要通过考试需要数年的昂贵训练。虽然财富是通过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就587年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准而言，中国的体系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欧洲直到19世纪才引入正式的公务员考试，即使这样，他们貌似也受了中国先例的影响。

在文凭之前，如果不是明目张胆地贿赂，政府职位主要由家族势力获取。根据人们在考试中的成绩来评判，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但这绝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当根据成绩来评判时，就容易产生补习学校——正如中国明朝，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韩国。

所谓的补习学校其实就是密封圈的漏洞。文凭的使用就是为了杜绝两辈之间的直接权力传递，而补习学校则代表寻找密封圈中漏洞的权力。补习学校将一辈的财富转换为下一辈的文凭。

这种情形难以抵制，因为补习学校会随着考试衡量标准而作出调整。当试题面窄，好猜题时，补习学校就如同传统模式，就好像为考取Sandhurst（英国西点陆军官校）所做的准备或美国学生现在参加SAT成绩提高班一样。但随着考试面变宽，学校所涉及的范围也广了。中国科举考试需要数年，正如当年的补习学校一样。不过这些机制的存在理由都一样：与制度抗衡。（注解 [2]）

—-

历史表明，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社会繁荣程度与其阻止家长直接影响子女成功的能力成比例。家长间接地帮助孩子是好事——比如，帮助他们更聪明或更遵守纪律，这都会帮助他们更成功。当家长使用直接方法时：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财富或权力去取代孩子的素质时，问题随之而来。

当家长有能力时，他们都倾向于这么做。家长情愿为自己的孩子而献身，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孩子们而铤而走险。尤其是当其他家长也这么做时。

杜绝这种势力有双重优势。不仅社会可以尽享“人尽其才”，而家长的雄心也从直接方法转为间接方法——真正努力好好教育孩子。

可我们要知道制止家长努力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不公平的优势，举步维艰。这乃是与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作斗争。我们不应该期盼天真的方法会有效，正如我们不应期待让监狱里没有海洛因的各种幼稚方法会起作用。

解决问题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让文凭更顶用。如果社会所采用的考试容易受黑客袭击，我们可以研究人们抵制黑客的方法，并把漏洞补上。你可以让补习学校告诉你大多数漏洞在哪里。他们也会告诉你，何时算是成功地补好了漏洞：当补习学校不再吃香时。

不过那也无法找到所有漏洞。一个更普通的方式是增加透明度，尤其是在所有关键的社会瓶颈处如大学招生。在美国，此过程仍然表明有众多明显的腐败迹象。比如，校友子女录取。官方的说法是，父母是否是校友，对学生录取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它所做的就是打破关系网：申请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受衡量，而仅当申请人的条件处于边缘时，学生之间取舍时才靠校友身份来衡量。可这意味着，校友身份重要或不重要，都可以由大学说了算，由他们来设定量器的大小。

通过逐渐改变滥用文凭的情况，你可以使其变得更为气密。但这是多么旷日持久的战争啊。尤其是当执行考试的机构并不真想做到气密。

—-

幸运的是，有种较好的方法阻止权力直接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与其尝试使文凭难以被黑客袭击，不如使考试不再举足轻重。

让我们想想文凭到底用于什么。从作用上讲，是预测表现。如果你可以衡量实际表现，你就不需要它们了。

那为什么它们还愈演愈烈？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衡量实际表现？想想文凭主意源于何处：为大型机构挑选候选人。在大型机构中，个人的表现难以衡量，越是难以衡量，预测衡量就越发重要。如果组织可以迅速且廉价地衡量招聘人员的表现，则无需检查他们的文凭。他们可以招募所有人，然后把胜任者留下。

大型组织做不到这点。但市场上有些小组织勉强能做到。市场有各种组织，但只有优秀的组织能留下。随着组织变小，这就接近于招募所有人，然后只留下合格者。所以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时，有更多小组织的社会就会较少关注文凭。

—-

这正是美国所经历的。这就是为什么所引用的韩国观点听上去那么老套。他们所谈论的经济类似美国数十年前的情况，由少数几个大公司控制。在那种环境中，雄心勃勃的人的道路就是进大公司，然后往上爬到顶。那时文凭非常重要。在大企业的文化中，出身名门的人顶着光环，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在小公司行不通。即使你的同事对你的文凭印象深刻，如果你的业绩跟不上，他们很快就不理你，因为公司会没有生意，大伙就得被遣散。

在小公司的世界里，业绩是大家所关注的全部。创业公司招聘时甚至不在乎你是否大学毕业，更别说哪所大学。他们只关心你能做什么。而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即使是在大公司。文凭有如此高声望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中的大组织趋于最强有力。但至少在美国，它们不再享有曾经的权力独裁，关键是因为它们不能衡量（从而也无法奖励）个人成绩。既然市场会直接奖励，为什么还要花20年努力往上爬？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变化比大多人看到的更为夸张。作为早期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我像跳伞长一样把人们从文凭旧世界推出去，推到业绩新世界中。我活跃于我所目睹的变化中。我这可不是异想天开。25年前，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选择直接由市场来评判，那可绝非易事。你得经过层层经理的评判，而是否上过大学会影响他们的判断。

—-

是什么让小组织在美国获得成功？我还不太确定。创业公司肯定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小型组织传播新思想的速度快过大公司，而新思想越来越有价值。

不过，我觉得新公司并非是从文凭到衡量的转变的全部原因。我的朋友Julian Weber告诉我，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给合伙人支付的工资可比今天少得多。那时，律师事务所毫不遮掩工资与绩效挂钩。薪水以资历为基础。年轻的雇员努力地工作，稍后他们就会得到回报。

在制造业公司，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70年代，我父亲在西屋工作时，他手下的人比他赚得还多，因为人家来的时间长。

现在公司必须根据员工的绩效来支付他们的市场价。一个原因是员工不再相信公司会延期支付奖励：公司可能破产或被收购，然后将所有未能明确提出的义务都被抹除，何苦在这样的公司积累延迟的奖励？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公司打破等级关系，开始给年轻雇员支付丰厚的工资。在顾问、法律、金融业，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雅皮士现象。这个词今天已经甚少使用了，因为看到25岁的有钱人绝对不会令人惊奇，但在1985年看到25岁的专业人员能够买得起新宝马是如此让人耳目一新，甚至还产生了个新词。

传统的雅皮士为小公司工作。他不在General Widget上班，却在处理General Widget并购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发行该公司债券的投资银行工作。

创业公司和雅皮士几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进入美国的理念词典。我觉得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创业公司出现，是因为技术开始日新月异地变化，以至于大公司无法再压制小公司。雅皮士倒不是因此而兴起，更多原因可能是控制大公司运作的社会传统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法律变化）。但这两种现象迅速融为一体，产生了今天显而易见的原则：给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市场价，相应地从他们那里得到高业绩。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扶摇直上，摆脱了折磨它甚久的70年代困境。这中间有联系吗？我所知有限，没有发言权，但当时情况大约如此。巨大的能量被释放了出来。

—-

担忧其竞争力的国家关心创业公司的数量也有情可原。但他们最好审查一下潜规则。他们是否让能量四射的年轻人得到市场报酬？年轻人就是试验品，因为当人们不按劳分配时，他们不可避免就得论资排辈。

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在经济中出现个别据点，按劳取酬。衡量分布犹如热能。如果社会的一部分衡量强过其他部分，它就会推动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年轻聪明有动力的人通过创业所赚的钱超过了为现有公司打工，现有公司就会被迫支付更多以留住人才。从而，市场价格逐渐穿越每个组织，乃至政府机构。（注解 [3]）

成绩评估甚至会推动文凭颁发机构被迫向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明知道我妹妹要做什么事情，可我还老命令她，她就会很恼火。随着文凭被成绩取代，前捍卫者所能期待的顶多是类似角色。一旦文凭颁发机构不再从事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业，他们将需要特别卖力才能预测未来。

—-

文凭超越了贿赂和影响力。但这不是最后一步。还有更好的方法引导权力在上下辈之间传递：鼓励经济向着更多小型组织发展。这样你就可以衡量文凭预测的内容。

没有人喜欢两代人之间的权力传递——左派右派都不喜欢。但是右派青睐的市场力量比之左派被迫依赖的文凭，是更有效的方法。

二十世纪晚期，当大型机构的权力达到高峰时，文凭纪元走向终结。现在，我们似乎走入了以衡量为基础的新纪元。新模型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在于它如此有效，而且没有任何放慢的迹象。

注解：
[1] 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
古埃及的抄写员要参加考试，但这种考试更象学徒要通过的熟练测试。
[2] 当我说预科学校的存在意义是让孩子们进入更好的大学，我是指狭义上。我并非说这是预科学校所做的全部，而是说，如果他们对大学录取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对它们的需求也会大为减少。
[3] 累进税会减少这种效果，不过是通过减少优劣衡量者的区别。

原文链接：The Rise of the Old Academy from the ashes of the University?
作者：Robert Paterson
译者：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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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已经宣布其捐赠高达80亿美元。必须要进行削减了。

根据校方领导致各学院院长的一封信，哈佛必须对员工等级和报酬采取硬措施。他们还预测截止2009年6月的财政年度，会精简30%。

可是，很多人已经上不起大学。原来借款的人现在要么不愿意借款，要么借不到款。

根据国家公共政策暨高等教育中心每两年发布一次的报告，大学不断上涨的费用——甚至是萧条之前——导致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高等教育带来的费用。

该报告发现，总体上公布的大学学费及其他费用在1982年至2007年之间增长了439%，这已经针对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而中等家庭收入只增长了147%。过去十年中，学生贷款翻番，基本上，与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相比，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们得到的拨款更少。

“如果我们再这样继续25年，人们就无法负担高等教育了”该中心主席Patrick M. Callan如是说。该中心乃是致力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无党派组织。

可是，大学陷入了僵局，如同汽车厂——如报纸——如电视台——如美国军队——还有花费巨大的基础设施和由工会组织的劳动大军。

正如报业或汽车厂，他们很快就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无法增加利润来支付成本。如同报业，他们必须缩版。在某些方面，他们会像报纸一样，价格昂贵，质量却差强人意。

对此，我没有看到任何出路。因为正如三大汽车制造巨头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如报纸和新闻界一样，工会以及对其新闻业身份的骄傲，许多大学的角色与学院相连接，与封闭的学术车间和整齐划一的奴隶相连。如果他们偏离，就会把自己毁灭殆尽。

那么，情况会怎样呢？

我认为回到大学本来的样子的机会来了。帕多瓦是受教皇影响甚少的城市。老师到那里，挂起了招牌：

大学成立于1222，当时一大批学生和教授离开博洛尼亚大学，寻找更多的学术自由。从15世纪到18世纪，该大学因研究而闻名，尤其在医学，天文学，哲学和法律领域。这得益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保护，它促使大学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独立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维基百科）

我将近60岁了。有些东西我还是理解的。我也知道我爱教书。我也知道自己擅长于此。

我也想把自己的招牌高高挂起。我也想找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做事情。这是我晚年想要做的事。

那么委任状(credential)怎么办呢？会不会有学生因为上了我辈之课而被耽误？

首先，在后工业世界，我怀疑一张证明你上了课的毫无意义的委任状可能没有多少价值。但我想如果你能证明你师从知名的数学老师，这就能有点意义。如果 你从实际玩家那里学习编写代码——那比计算机科学学位更有意义。如果John Robb教你学习全球安全，那就有意义。如果Stuart Baker教你价值如何在社会中起作用，那也有意义。你也会成为真实教师网络的一部分，在大学和生活之间不再有鸿沟。你会发现因为在自己的领域，曾经师从 某个领袖人物，你确实与众不同。

与其他方式相比，这非常廉价。所有机制性的财力和精力成本都烟消云散了。

但这并非适合于所有人。当然并非如此。高等教育适合于所有人这种想法也同样荒谬。我在爱德华王子岛大学任教5年。我的感觉是顶多15%的学生有天分适合呆在那里。其他人之所以在那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如此。大学已然成了汽车工厂。

当我谈及高等教育时，我谈的是象征性思考。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象征性思考是一大考验——甚至很多上过大学的人都如此认为。他们觉得在真实世界中更自在。

好在仍有数以百万的好老师，也非常需要有各种技能的人做实际的事情。

事情到底如何发展，值得关注。网络也提供了全新的补救方法，可以直接跟随专家学习，而不必拘泥于学校。

今天继续完成半年前写的《孩子拿什么赢得未来, day 2》。

Sylvia Martinez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我们不应只强调处理信息的能力，而忽视如数学、艺术、音乐和科学这样的基础课程。她还强调如果只是将书本搬到网上、实行在线考试、提供多媒体教材的话，根本就没什么值得庆祝，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虽然我算是倾向于技术派的，不过我还是非常同意她的观点，近些年国内外的学校和公司都在尝试elearning，只可惜手段就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起不到本质上的改进。

C. Tschofen增补了四个想法，不过我更在意他在最后的陈述，他觉得我们现在是在为孩子们“提供条件”，比如机会、工具、时间等等，而他更希望孩子们能够自然的“拥有它们”，不再被动地等待。

jeremy是一名在职教师，他说他正在教的是一批大一新生，他希望学生能更自信、更敢于冒险、更深的了解一门学科存在的意义（比如数学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门学科，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语言、一门艺术）。他希望学生能够将各学科之间融会贯通，不必受学科界限的束缚。学生们正将通过考试作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他为此感到担忧。

Dar Hosta发现如此之多的留言居然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玩”。纽约时报做了一个专题，叫做“Taking Play Seriously”，英语好的同学可以读一读。Will Richardson补充了一个可供下载的PDF，说的也是“玩”在教育里的作用这件事。

Lois Giordano向作者提问说“Outboard brain到底是啥意思”，Will Richardson回答说：”Outboard brain is a term that some folks in my network have coined to describe what th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of the network is. It’s like the other brain that I have, the one that knows a lot more than I do about both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whatever else.”，大意是，我们每个人有两个大脑，一个长在脖子上，一个隐藏在自己身处的网络(Network)里，算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连接”的重要性。

原文有太多评论了，今天就摘这么多，改天继续吧。

o-mini的现实意义
在引进国外对待教育的观念的同时，融入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仅是翻译，更要引发思考。引发学生、家长、教师等教育人士的思考，间接影响各位的现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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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力进行网上协作的人；
• 对未来教育抱有信心的人；
• 能够理性分析当代教育的人；
• 能够将国内外教育观念有机结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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