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谷传奇

瑟谷传奇.epub

译序

美国教育考察纪实——瑟谷学校

我之所以会到瑟谷学校参观,说来是有一些渊源的。

瑟谷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是美国第一家“自主学习学校”,至今已有三十年历史。仿效瑟谷而成立的学校,共有十八所,散步全美各地。

什么是自主学习学校

有人称自主学习学校为“无结构学校”,因为瑟谷没有任何课程、没有上下课时间、没有任何学科要求。看在外人眼中,学生们似乎整天就只是玩耍。

我跟瑟谷的关系,始于一年前。小女儿莹莹转学到位于鸟来的种籽学苑——台湾唯一的自主学习学校。住在美国的大姐正好看到《今日美国》报上一篇介绍瑟谷的报道,便寄来给我。一看之下,才知道除了英国的夏山学校之外,还有这么多想法类似的学校。

经过初步联络之后,我开始与瑟谷的人互通电子邮件,订购了他们出版的书籍和录影带,找了远流出版公司谈版权,接着便开始着手翻译。了解得越多,兴趣越大,于是有了亲自去参观的念头。瑟谷的人很热情地一口答应了:“平常我们是不随便让人参观的,你不同,来吧!可是记得,要像墙上的苍蝇一样,安安静静地,不要问一大堆问题。学生们快被烦死了,访客总是要问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件事?学会认字了没有?整天玩耍不会无聊吗?请尊重他们,不要拿他们当动物园里的动物。”

于是我带着女儿由台北飞到波士顿,转了三班火车,再叫了辆计程车,终于来到瑟谷。十一月正是秋凉时节,满山的叶子全是各种深浅不同的黄与红。瑟谷的校区不算大,十英亩的地,一幢古老的两层建筑。另外有一座谷仓、一片小湖、一座小桥。大大小小的孩子进进出出,打球的打球、聊天的聊天。这里不像学校,倒像是一个大家庭。

找到了和我通信的明西。寒暄之后,她带我去挂好大衣,四周转了一圈,便放我“自主参观”了。这里的人,非常重视人的独立性,对学生如此、对访客也如此。没有人给我做简报,没有人领着我参观,没有人问我要做什么。他们觉得,不论大人小孩,都要为自己负全责。每一天的日子要怎么过,完全是由本人决定

东问西问之后,辗转找到了小书房中正在开会的一堆人。十来个人之中,一半是大人,一半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正在讨论要买什么样的烤箱。桌上摊了一堆资料,气氛温暖和善、轻松自在。偶尔有人探头进来看看、坐一坐又走了。似乎,他们的会议不但全面开放给学生参与,而且不在乎任何人的来来去去。每个在场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有人主张买大烤箱,可以为全校一百八十八个学生烤鹅,也可以办大型义卖募款;有人主张要买宽的烤箱,可以让两、三个人同时使用上层的火炉……规格、价格、品牌、用途,都一一讨论过。最后由“烹饪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决定。这些成员中,有五位大人、两位大孩子。

选好烤箱之后,烹饪委员会又决定由学校出一半的钱,剩下的五千美金分四年募款摊还。大家热烈讨论如何举办义卖;烹饪社如何准备每周一次的午餐;午餐应该卖两块还是一块半;卖午餐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训练学生……。

最后谈到烹饪社使用厨房是否需要缴费的问题。学校经费短绌,只有部分人使用厨房是否公平;电费分担、烤箱折旧……都一一提出来讨论之后,决定每次使用新的大烤箱要缴两块钱美金。收钱的人很快选出来。散会。

瑟谷的老师不叫老师,叫做“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校长、没有主任,只有分工合作。每一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自愿的,而且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参加的条件只是要准时出席各委员会的会议。缺席不到的委员,自然丧失他的投票权。所以每个人对于自己关心的议题,便会热心参与,以期运用影响力达到目的。在这里,四岁到十九岁的孩子,全都拥有与大人同等的参与权和投票权。只是年纪小的孩子,很自然的比较不关心学校的行政作业,所以委员会里多半仍是大人和大孩子。

紧接着是每天早上十一点开的学生法庭。负责的是一位大人和五位大孩子。被“控告”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进来,办完事又陆陆续续的离开了。两个钟头内,总共处理了十几件“案子”。程序大体相似:被告走进来后,有人宣读他的“状纸”,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半的人直接承认犯规,在状纸上签名认罪,由法庭宣布罚则内容,肯接受的话就再次签名同意,案子结束。有的人不服控告,会为自己辩解,这时候就要找来证人,多问些问题。有误会的,谈明白也就算了,不一定要罚。罚起来也不算什么:在沙发上跳来跳去,以致沙发寿命缩短的罚美金一元;弄坏别人玩具的罚赔玩具;画玩图画不收拾干净的罚三天不准使用美术教室;骂人的罚三天不准和被骂的人玩耍;被罚了却不遵守罚则的续罚三天;屡犯不改的转送校务大会裁决……。每周一次的校务大会显然比较严格。曾经有人连续八周被转送校务大会,最后校方不得不勒令退学。

“学生法庭”一词,或许听起来很严厉,但事实不然。整体气氛是友善、轻松的,罚则也都颇为合情合理。碰到屡犯不改的人,大家也没有什么不耐烦,只是明白地说:“这是你第四次犯同样的校规了,你懂得要收拾看完的杂志吗?你知道要放回原来的架子上吗?下回会记得了吗?”碰到年纪小的孩子,大家的口气明显的调整得更温和:“这样说,懂不懂?不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噢,下次注意噢,好不好?”

有个十岁男孩被控告踢人,很不服气地反控对方一直骂他是臭蛋。法庭找了证人来,证明所言属实之后,跟他说:“不管别人是否有错在先,你踢了人就是不对。你可以控告他骂人,我们会处理。你选择私了,就变成你有错。现在我们无法罚他,因为你没有提出控诉。我们必须罚你,因为他告了你。这样子说,你服不服气?”男孩子有点不甘愿地点了点头,法庭决议给他一个警告:“你来瑟谷一年了,这是第一次被控告,可见你平日行为良好。又有证人证明你是被激怒了,所以只给你一个口头警告。但是请记得,下次有任何人让你不舒服,不要自己私了,要拿到法庭上公断,否则下次不会只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罚你了,懂吗?”

另外一个小男孩被“谷仓整理委员”控告不扫地。两边争执不下到底是不是该他扫地,法庭当下朗读清扫规则:“这样子懂不懂了?下次轮到你扫地,你不能再说你不知道,因为今天我们都谈清楚了,对不对?好,请谷仓整理委员另外给他排清扫日期。”那位十岁的委员仍然不太服气:“我就不信他不懂,怎么可能不懂?我以前解释了又解释!”法庭马上制止他说下去:“我们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以前到底懂不懂,这件事只有他知道,无法被证明,我们无法决定要相信他还是不相信。我们只能同意,今天之后他是懂了,因为今天把一切当众说明了,对不对?下一次再有问题,我们才能秉公处理。这样子能接受吗?”终于得到双方同意,画押结案。

大家鱼贯出了小书房,到餐厅吃午饭。瑟谷并没有规定的午餐时间,谁饿了谁吃,没有人管。有人喜欢走个二十多分钟到校外订比萨饼、有人吃泡面、有人带三明治……我拿出一大包雪饼请他们吃,一时之间,整个餐厅都是咔嚓咔嚓的声音。其中一个大孩子说:“这不是日本字吗这是日本食物吗?”他到过日本,有一些接触。

我说台湾颇受日本影响。另一个孩子接口:“对,因为台湾和日本很靠近对不对?”我心想,不错呀,竟然没有像一般美国人把台湾当成泰国。

小的孩子想知道我飞了多久才到,大的孩子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瑟谷的、为什么要来访问。大人则对种籽学苑充满了好奇。一谈之下,才发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相似。家长的质疑、对老师的不信任、经费短绌、薪资有限、法源困难……虽然他们已经历经三十寒暑,但是创校人之一——汉娜仍是不断摇头:“难啊!家长们给的压力极大,要求极多。很多人是因为孩子在体制内待得不太快乐,才不得不来这里。来了之后好不容易快乐起来了,就又要他们学这个学那个,干扰马上来了。”

既然家长在校务会议中也有投票权,不同理念的家长会不会导致学校分裂呢?“有啊,头几年里,每一年都走掉一大批,待下来的全是忠实信徒。不过新加入的家庭倒不一定,有些也是无法认同我们的作法,但是因为学校历史久了,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好似有了自己的生命,不轻易受任何人的影响。”

这样自由的学校,会不会吸引一大堆无法适应体制教育、或是有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的学生呢?“会呀!但是他们一旦来了瑟谷,便必须遵守瑟谷的规矩。我们不去处理他们的家庭问题或心理问题,只管他们在学校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真正尊重他们,孩子们也会相对的尊重学校。我们看不到暴力、看不到破坏、看不到偷东西,只有一些小小的犯规或摩擦。”

到底是怎么样的教育理念,驱使这群人不畏艰难、不计薪资地坚持下来呢?

瑟谷的教育哲学植基于对人的信任。亚里斯多德说:“人生而好奇。”瑟谷认为儿童天生好奇,只要给他一个学习环境,他就会学习——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体制中的教育,一律要求孩子在某个年纪做某些事、以某种特定的方法与速度学习某些被公认为重要的学科。瑟谷相信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速度、不同的人生目的——他们完全尊重个体自决的权利。他们信任由孩子自然发展,孩子才能成就最真实的自我,才能避免扭曲的人格。为了让孩子自然发展,他们不排任何课程、不做任何要求,他们等待孩子们主动表示要学什么,大人只被动反应

许多孩子自己学会认字,完全不找大人帮忙。他们有时候找别的孩子帮忙;有时候自己找书看;有时候学校资源不够,就会找外面的专家解答疑问。想学手艺的人找师傅当学徒;想上大学的自己念参考书、准备入学考试。那么全校十位老师都在做什么呢?

新来的老师最难以适应的就是没有任何明显的“工作”要做。但是说他们闲着也不正确。与我谈话的时候,所有的大人都是来来去去的:为一个六岁小女孩贴绷带、为一个八岁小男孩上数学课、开小组会议、接电话、学生来邀他打球、一个十五岁女孩缝衣服有了困难来搬救兵……学校是一个流动的生命,随时有状况需要处理。瑟谷的大人是支撑学校的骨干,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学校的运作,让孩子拥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学习环境。其他的一切,全都要看孩子自己了。

多半的人会怀疑:成效如何呢?如果不要求小孩子学习,他就不会学习,那他将来怎么办呢?以瑟谷的经验来看,这些似乎都是多虑了。虽然没有人管,孩子们或早或晚地会自己学会阅读,一般在八岁左右学会,最早的五岁、最晚的十二岁。孩子们到了十一、二岁便会想学算术,一般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每周上两堂课的速度,学完小学六年全部的数学内容。想上大学的孩子,大约花半年猛念入学的参考书,都能申请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其中许多人进了一流大学。

瑟谷的学生都显得有自信,他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了解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要什么……他们独立自主,懂得解决问题。这些能力都不是书本中学到的,但是这些能力都是他们将来面对人生时最大的资产。我们习惯了不断地灌输各种知识给孩子,结果呢?吸收不了的孩子自觉是笨蛋、吸收得了的孩子自以为优秀,但是谁也不会真正知道怎样处理人生。

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讲究自我、鼓吹独立的社会中,瑟谷的生存仍然显得困难。而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里,当自由与放任不分、民主与暴力相结合、人与人之间鼓励相互依赖时,种籽学苑的生存更形艰辛。羡慕夏山的人很多,有勇气实现学习自主的人很少。这倒不要紧,毕竟人生的选择是多样的,我们并没有打算把每家学校都改造成种籽学苑。我只担心,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成熟到能够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是不是能够欣赏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做法?还是一方面要孩子独立自主,一方面又视自主学习为异端邪说呢

瑟谷的三十年历史、十八家继之而起的自主学习学校、瑟谷的数百位毕业生都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自主学习可行。也许不适合全部的人、也许很困难,但是我们衷心盼望有个机会证明:别人能,台湾也能。

原序

自古以来,教育工作者就不断问自己: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孩子能负责到什么程度?他们应该自主到什么程度?民主社会中的学校应该如何办学?对大部分人而言,即使有改革之心,也只能这么想一想而已。已有的教育系统,根深蒂固,积习难改。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做真正想做的事。我们只能将就现实,做些许改善,却不能对体制教育做全盘的检讨。

偶尔,会有一小群人,不畏传统地提出这些问题——并且提出解决的方案,实际动手推行,让大家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些教育实验意义重大,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让我们用全新的角度看事情,鼓励我们尝试新方法。

一九六八年,美国麻州法明罕市诞生了一所独特的实验学校——瑟谷学校。这里招收四岁到十九岁的学生,使用完全不同以往的教学方法。瑟谷的教学得到教育界肯定,成为美国第一家正式立案的自主学习学校。

瑟谷学校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学习所保持的态度。瑟谷的创校精神植基于亚里斯多德两千多年前的名言:“人类天生好奇。”也就是说,人们随时都在出于本能的学习。儿童也是一样,随时随地在自然地学习着他想学习的一切。不论年纪大小,每个学生一进入瑟谷学校就得为自己负全责,为自己的未来做种种决定。学校里的大人、工作室、设备和图书馆都在那里,等着学生使用,但是不会主动引导学生的学习。瑟谷的教育理念很简单:天生的好奇心会是学习最好的驱动力,孩子们会因好奇心而主动地探索他周遭的一切

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发现每个学生都学会了基本学科——可是他们是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方式学到的。有的孩子五岁就会阅读,有的到了十岁才会。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向同学学习、有的自己学习。每一天,各种年龄的学生都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谈话、一起成长。他们长大了以后,往往非常了解自己,也了解自己的目标和未来。他们离开瑟谷之后进入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商人、大学生、手工艺师傅……他们充斥在全国各地。这些成果全由自主学习而来,学生们在学校里自己判断要做什么、要学什么。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学校的结构。瑟谷学校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地方,由“校务会议”全权管理。校务会议中,老师和学生每人一票,票票等值。学校一切相关事务都由校务会议决定,包括:校规、预算、行政、聘任、解聘及处罚。结果是一切顺利运行,每个人福祸相关、校区内看不到破坏与脏乱、充满了开放与信任的气氛。这些现象在别处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校里是看不到的。而且,瑟谷学校并没有接受任何政府或私人企业资助,全凭着学费办学。每个学生的花费大约是公立学校成本的一半,当然更远低于别的私立学校。

要了解瑟谷学校,必须先了解我们对学校角色的期望,以及我们如何达成这些期望。事实上,我们的期望很多,但是这些期望都可以合而为一。

首先是关于学习的部分,我们希望孩子们只学他想学的东西——他们只学自己主动想学的、坚持要学的、肯用心认真努力去学的东西。我们希望他能自己选择学习内容、找相关书籍及老师。我们觉得必须在没有外力干涉、没有威逼利诱、没有任何规定的状况下,一个人主动认真学习来的东西,在他的人生中才有意义、才有作用。我们也相信,教师的最大满足与成功就来自于教导一批主动要学习的小孩。事实上,自主学习的环境,对老师、对学生,都是最好的学习天堂。

为了身体力行地实现理想,我们必须舍弃任何形式的课程安排、任何学校提供的学习规划。我们必须被动地等待学生来找我们。每个人不论做什么,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起完全的责任,而不是听从任何一个权威人士的安排。这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去规定某个年级得要有某种学科程度的原因。我们认为每个人,只要别人在有需要时加以协助,就都可以自己弄清楚他这一生要做什么、要如何达到目标。

这和我们希望孩子养成的人格息息相关。首先,我们要孩子们了解“责任”是什么,了解作为一个负责的人需要做些什么——不只是由书本或演讲中学习负责,而是由每天的生活中学习。

在我们的心目中,负责的意思是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你自己得做决定,没有别人能为你做决定。你自己得承担一切后果,没有人能为你思考,没有人能保护你一辈子,为你承担后果。这一点认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的话。

为自己负责的意思也包含了生而平等的观念。权威的产生,必须是经由大家同意的。当然,这种观念并不新颖——美国不就是这样立国的吗?可是对我们而言,平等不只是口号,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标准。

为个人负责包括了许多观念。整体而言,就是在学习当一个自由、独立的人。瑟谷学校的立校精神便是如此。我们不管每个人的年纪、知识或成就,都要求他为自己负责、承担后果。我们知道人会犯错误——但是既然这些错误是自己的,他就会比较愿意从错误中学习。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学到东西。我们认为尝试是很重要的,成功与否倒不重要。如此一来,他会有心理准备,随时可以迎接不期然的挑战与机会。

我们的学校气氛正反应了我们对学生人格的期许。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学校里没有使孩子害怕的东西。

我们不要孩子们害怕权威。我们不在乎权威。权威本身是好是坏,倒是见仁见智的,要看许多相关因素而定。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权威——例如学徒学手艺的时候、或是工商行号的运作。

问题是:这个人是如何得到权威的?一旦得到后,如何保持权威?如果你了解一个人如何得到权威,如果你有办法表示意见、又能监督他,你就不会害怕这个权威人士了。你怕的是人为的权威,你不能参与、不能控制的权威。瑟谷自始即决定,学校里没有一个人需要怕任何人,包括老师、学生和访客在内。这使得每个人都有勇气与任何人四目相对,不管对方是什么性别、年龄、地位、学识和背景。

我们觉得,民主制度是最好的管理方法。民主制度给予每一个人最大的独立自主空间,同时在公众事务上,给每个人最公平的机会来表达意见。三百多年来,美国东北部普遍采用的市民大会便是民主政治的典范。我们的学校便是以这种市民大会为模式建立的。学校中的每个人都是这种政治组织中的一份子。

既然美国各级政府都是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我们觉得学校也应如是。由小镇到联邦政府,不都是民主的吗?为什么学校不能做到呢?我们越想越觉得没道理。大人在面对学校的时候,也应该拿出他们的民主思想来。这样子,学生才能在一个民主的环境里,学习到民主的真谛。他们长大之后,要成为一个具有民主素养的大人一点也不难,因为他们早就有多年的经验了。

我们仔细考虑,发现我们要的东西这么多,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一以贯之,那就是“自主学习”。

在自主学习学校里,人们自行决定要做什么,公众事务则由校务大会决定。

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做法能够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能够实现我们的教育理念、能够形成我们所追求的学校气氛、能够组成我们需要的学校结构。

一九六八年创校之前,许多人说我们做不到,说我们是梦想家,说我们的理想学校是乌托邦。但是现在瑟谷学校已经快要庆祝建校三十周年了,我们仍然好端端的。

到瑟谷来访问,会有什么感受呢?学校的主体建筑是一幢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石材楼房,四周围是十亩的花草树木。校园一端是马厩,现在已改装为教室。另一端是小湖、磨房、土石坝、木桥。校区外是一大片望不尽的州立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森林和山丘上挥洒着四季变化的色彩。

瑟谷完全不像是一间学校。一般学校的特色在这里全看不到。瑟谷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家,许多家庭成员进进出出的,全在忙着做自己的事。人们的态度轻松但不懒散。这里的布置、人们和气氛绝非访客所能想象。访客往往感到很迷失,他们不断寻找学校的种种特质,却毫无所获。

这本书便是为了让大家认识瑟谷学校而写的。内容包含了过去二十多年的部分经验,但这决不是瑟谷的正史,也不是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的讨论,而是一个独特经验的个人分享。

瑟谷学校出版社 谨志

前言

已经没有面谈机会了!

十二月了,每一个想进康州中城卫斯理杨大学的高三学生都早已提出申请,安排好面谈时间。等到十二月再申请已经太晚,更别提安排面谈了。

但是丽莎可不管这些。每天早上九点一过,她就给卫斯理杨大学的教务处打电话。每天早上,秘书接到丽莎的电话都说:“没有办法,没有面谈机会。”很快的,丽莎的声音和丽莎的决心在卫斯理杨的教务处都出名了。她和这些人不断地聊天、恳谈。一周又一周。

他们问她: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出入学申请?她回答:有啊,可是不是卫斯理杨呀!她在别处的申请都早早完成了,可是直到现在才有朋友和老师告诉她,卫斯理杨大学会是最适合她去念的学校。她去看过卫斯理杨校区,和那边的学生谈过话,觉得真的很合适。卫斯理杨正对她胃口,速配得很,她相当有把握。不管申请会不会太迟,她都要申请。她要卫斯理杨的人也了解这一点,给她一个机会让他们了解她,了解她和学校有多么相配。

丽莎明白她必须要有面谈的机会。他们必须直接与她接触,看看她的眼睛、看看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她也像别人一样,写了自传、填了表格。但是她的个人资料有个与众不同的弱点。

她的申请表上没有成绩、没有分数、没有课程学分、没有评量。这么多年的学生生涯,却没有一点学习成果的记录。

丽莎是瑟谷学校的学生。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学会了一切要靠自己

一月八日。

“有一个人取消面谈了。你下个星期二早上九点能不能来补位?招生主任会亲自见你。”

大好的消息!

当然她会去,下个星期二也好、任何一天、任何时候也好,她都会去。

她到了卫斯理杨的教务处。每个人都转头看她。这就是那个永远不肯放弃,一直打电话来的女孩子。他们对她微笑,温暖地欢迎她。主任已经在等她了。

她走进主任办公室,进行十五分钟的面谈。别的学生等着轮到自己。十五分钟过去了,丽莎没有出来。半个小时过去了。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一个小时后,主任和丽莎笑着走出来了。他们走到丽莎的母亲面前,主任说:“我希望丽莎会决定来这里上大学,我认为她和我们很相配。”

她的申请被接受了,她的面谈成功了。十二年的瑟谷教育,凝聚成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使丽莎完满达成任务。她收到卫斯理杨大学的入学许可。她接受了。

每一位想升大学的瑟谷毕业生都有相似的遭遇。他们通通上了心目中的第一志愿。许多学生是被大学主动网罗的。他们全都没有成绩单、没有修标准课程、也没有推荐信。

但是他们拥有更多。他们有内在力量、他们了解自己、他们有决心与毅力。每一次有学生申请大学,对方都会奇怪:“瑟谷学校是怎样一家学校?为什么他们的毕业生会这样好呢?”

这本书便是描写这家前所未有的学校。我们参考了许多先哲思想,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精神,最后汇聚成一股新的力量。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大略看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精义。这些都是美国的立国精神,都是我们的根。

自主学习

提要:何谓“无障碍学习”?就是让学生自己决定想学什么、想学多少,不要强迫他学习他不需要或不想要的东西,让他拥有自主学习的自由。1862年李奥·托斯托也公爵在他的《教育与文化》一书中便写道:“即使是一世纪之后,我也怀疑这种学校能否存在。不太可能……一百年后,自主学习学校也不可能建立。”但是瑟谷学校打破了这样的怀疑,它在1968年创造了这样的传奇,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正式立案的“自主学习学校”。

数学

我的面前坐了十来个小孩,有男有女,九岁到十二岁。一星期前,他们要求我教他们数学。他们希望会加减乘除和其他算术。

他们刚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你们并不是真的想学数学吧?”

“我们要,我们真的要!”他们回答。

我坚持:“你们不是真的要学。而是你们的邻居朋友、你们的父母、你们的亲戚要你学的,你们自己宁可做别的事,像是去玩呀什么的。”

“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要学数学。教我们,我们会证明给你看。我们会做功课,我们会很努力、很认真!”

我不得不相信他们。我知道一般学校都用六年时间教算术,我也知道过了几个月他们就会失去兴趣。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非要不可,我则毫无信心。

可是我错了。

我的最大问题是找一本合适的教科书。我以前参与过“新数学”的编写工作,但是我越来越痛恨它。当初编写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属于甘迺迪时代的产物。我们信心十足,毫不怀疑自己,脑中充满了抽象逻辑、理论、数字、数学难题……。我猜,如果要我们为农夫设计农业课程,我们会从有机化学、遗传和微生物教起。幸好没人要我们设计农业课程,否则世界上的人都要饿死了。

我越来越讨厌“新数学”中的抽象思考和自以为是。不到百分之一的老师真正懂得新数学在讲什么,不到千分之一的学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们生活中需要的是算术,他们需要学会计算,以便使用工具。我的学生需要的是这些。

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教数学的书,正合我用。这本书写于一八九八年,版面小而厚重。里面全是上百成千的练习,目的是训练孩子们熟于计算。

课程准时开始。这是我们约好了的。我问过他们:“你们说你们会很认真?那么好,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十一点整,你们得准时到教室,迟到五分钟以上就不上课。取消两次以后就不教了。”

他们说:“就这么约定了。”眼睛里闪着快活的光芒。

基本加法花了两堂课。他们用各种方式学:长长细细的方柱、短短胖胖的方柱、长长胖胖的方柱。他们做了许多练习。减法花了另外两堂课。本来一堂课也够了,可是“借十”的算法需要多费点工夫解释。

轮到乘法了,首先是九九乘法表。每个人都得熟背,每个人都被考来考去;然后学乘法原则。最后练习。

他们全部都很热衷于学习。一面学着新的观念,一面渐渐熟悉了四则运算的诀窍,他们可以“感觉”到新知识进入自己体内。几百、几百题的练习、课堂小考、口试,一再地把算术打进他们的脑海。

可是他们不退缩,全部继续学下去。有时候他们互相帮忙解题,互相教导,使课程得以持续下去。十二岁和九岁、狮子和绵羊,合作无间地并肩坐在一起,绝没有互相取笑、没有羞辱。

除法——直式、横式、分数、小数、百分数、开根号。

他们早上十一点准时来,上半小时课,带着作业离开。下回上课时,全都乖乖地把作业写完带来批改。没有一个例外。

二十周课程结束时,总共上了二十小时的课,他们就把算术学完了。六年的课程内容。他们每一个人都学得滚瓜烂熟。

我们为了课程顺利结束开了个大派对。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被自己当初的理想震慑住了。我们的教育理念管用,非常管用。

也许我应该料到会有这种后果的,可是我仍然忍不住视为奇迹。一周之后,我跟艾伦·怀特聊起这件事。怀特是公立学校里的数学老师,对数学教学的最新发展比谁都懂。

我告诉他数学课的情形。

他一点也不意外。

我很吃惊,便问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意外?”我自己仍处于兴奋状态,对于我那十二个孩子学算术的速度和彻底的程度感到震惊。

他的回答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内容并不是那么难。难的是教一些根本不肯学习的学生,简直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年复一年地,慢慢地一点一点教。即便如此,也还是有许多人怎么学也学不会。大部分的六年级学生都是数学文盲。给我任何一个有心学习数学的孩子——二十周差不多够了。”

我想大概是吧!

以后的孩子学起来,也是那么快。

班级

说话得小心,用词遣字才不会引起误会。同一句话听在两个人耳朵里,能代表同一个意思才真是奇怪的事呢!

通常,同一句话不会代表同一个意思。例如“爱”、“和平”、“信任”、“民主”……,每个人都会在字眼里加入自己一生的经验和世界观,而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人言各殊的。

例如“班级”一词,在没有学校的社会里会是什么意义呢?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名词。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个名词代表了许多意象:一个有老师有学生的房间、学生坐在椅子上、老师站在台上教导。它也代表了课堂的上下课时间、作业、课本、课程进度。它更代表了许多别的东西:无聊、挫折、羞辱、成就、失败、竞争。

在瑟谷,它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意思。

在瑟谷,“班级”代表两群人之间的一个协议。一开始,是一个人或数个人决定要学什么——例如算术、法文、物理、拼字或塑陶。通常他们自己会搞定。他们会找到书或电脑教学软件,或观察别人。这种时候,其实不是一个班级,只是自主学习而已。

有时候学生们无法自己解决问题。他们会找人帮忙,这个人必须能提供他们缺乏的资讯。当他们找到这个人了,就开始谈判:“我们会做这个做那个,你会做这个做那个……好吗?”如果每个人都同意了,一个班级就形成了。

要求形成班级的人就是“学生”。如果他们不认真上课,班级就自然解散了。通常,孩子们会自己想出来要学什么、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他们不太需要一个正式班级。

和学生订立合约的人就是“教师”。“教师”也可以是学校里别的学生,通常是在学校上班的大人。

在瑟谷的老师必须随时准备和孩子们谈判契约——能够满足孩子学习需要的契约。有很多人写信要求来瑟谷当老师,许多人会谈到他们有多少多少本事可以“教”给学生。这种人通常在这里待不下去。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什么,而不是老师能教什么。这个观念对与许多资深老师而言是很难接受的。

班级契约的内容很多:主题、时间、双方必须履行的责任。例如,契约中可能会约定老师必须在某个特定时段和学生会面。这个时间也许是固定的:每周二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也许是不固定的:“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可以在周一上午十点一起研究;没有问题的话,就不见面,延到下次再说。”有时候,他们会选一本书当主要参考书。学生也有责任要履行,例如他们要准时上课。

任何一方觉得够了,就可以解散这个班级。老师若觉得无法胜任,随时可以退出——学生如果想继续学,就得另外再找老师。如果学生不想学了,老师必须自己想办法消化空出来的时间。

偶尔,学校里会出现另一种班级。有的人觉得自己有某些独特的东西,而且是书本上看不到的,别人也许会有兴趣,因此想教给别人。他们可以贴个公告:“想学***的人可以在周四早上十点半在演说厅见面。”然后等着别人来。如果有人来,就开始教。如果没有人来,只有认了。甚至有的人来了一次就不来了。

我贴过几次这种公告。第一堂课总是很多人来:“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第二堂课人就开始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小群真正有兴趣的人。对他们这是一种娱乐,对我则是一个宣扬自己思想的机会。

坚持度

这又是一个语言认同的问题。照上一章所说的,学习听起来似乎很随便、轻松、容易。随便学、随便忘。东学西学、乱七八糟、没有纪律。

我倒希望真是那样。

学校刚成立时,十三岁的李察入学了,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古典音乐有兴趣——尤其是喇叭。李察觉得他找到了人生目标。学校正好有一位老师会玩铜管乐器,李察很热情地一头栽进去了。

李察每天要练习四小时。我们建议他做些别的事,可是他一点也不听。他的事情是真多,但是不论他在做些什么,每天总找得出四小时练喇叭。

他住在波士顿市区内,每天要花七十五分钟来学校,由法明罕公车站要徒步走半个多小时到校区。好像邮差似的,“不论晴雨、再恶劣的气候”李察都准时上学,我们的耳朵每天不得安宁。

很快地,我们发现湖边磨坊的妙用了。磨坊的屋顶和四面墙都是石材做的,位置又远离校区中心。这幢没人使用的建筑物忽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李察也注意到了。磨坊变成了音乐教室,李察在那里大吹特吹他的喇叭。

他练了又练。

每天至少四小时,连续四年。

毕业后不久,李察进了音乐学校,后来成为一个大交响乐团的首席喇叭手。

李察之后是法拉第,他喜欢打鼓。早上打、下午打、晚上也打。显然需要紧急干预。我们在地下室为他准备了一间鼓室,也给了他一把学校大门的锁匙,以便他可以早打鼓、晚打鼓、周末也打鼓。

我们发现地下室隔音效果不太好,总是听到一阵一阵的鼓声,好像生活在丛林中。法拉第念了两年,十八岁时离开。我们都很喜欢他,但是我们也都巴不得他早点走。

孩子们的坚持度不只是表现在音乐上。每个孩子都会找到一样、两样、甚至许多样兴趣,无休无止地埋头苦干。

有时候,他们埋头苦干地认真念书。每一年,想上大学的大孩子都会为了大学入学考试猛啃书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找大人帮忙,可是他们终究必须得靠自己用功。厚厚的参考书被借来借去,一页一页仔细读过。这个过程非常辛苦,从头到尾大约四、五个月,而且有些人以前从来没有念过这些内容。

有些学生整天在那里写个不停,有的人画个不停。有人塑陶、有人做菜、有人运动。

有些人的兴趣比较普通,有些人的兴趣很特别。

路克想当一个葬仪化妆师。十五岁孩子很少会有这样的志愿。他有他的理由,他认为自己可以为丧家提供许多安慰。在他的心中,他的葬仪社已经有模有样了。

路克很认真地学习着科学、化学、生物和动物学。十六岁,他准备好了。我们把他带到本地最大的医院去,那里的病理科主任很高兴地欢迎这个工作热情的实习生。每一天,路克学到更多的技术,使病理科主任大为惊异。一年内,他已经可以独力验尸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一项成就。

五年内,路克拿到了葬仪化妆师执照。现在他真的拥有一间殡仪馆。

然后是巴布。

有一天,巴布跑来问我:“教我物理好不好?”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巴布曾经做过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他会有始有终。他主持过学校的出版社、他写过并发行了一本有关学校法庭的书、他花了不知多少时间练钢琴。

于是我答应了,我们的约定很简单。我知道困难会在哪儿。我告诉巴布:“一页一页念,一个练习题一个练习题做,一有问题就来找我。不要等到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再来。”我猜我知道巴布会在哪里卡住。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好几个月过去了。

巴布一直没来找我。

他以前没有中途放弃过——以后也没有。难道他失去兴趣了吗?我保持沉默,慢慢地等待。

五个月后,巴布要求见我:“第二百五十二页上有个问题。”我试着不露出惊异之色。结果我们花了五分钟便解决了这个小小的困难。

他再也没有为了物理找过我。他一个人念完了那本书。他的微积分也是自学的,连问也没问我一声。我想他知道,必要的时候我会协助他。

今天的巴布已经成为一名数学家了。

学徒制度

路克去医院病理科实习的时候,他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位在外面实习的学徒。

我们不可能让路克在校园内验尸。我们的实验室再好,仍然无法应付这种事。

以十五岁之龄,路克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等个六、七年,念完大学,然后进入专业领域;他也可以直接开始。

我们不觉得他该等。我们找了很多当地医生,直到其中一位首肯。我们和他订了契约,就像学校里的班级契约一样:路克当你的助手,不拿薪水,你教他……。训练内容都清清楚楚写下来了。每个相关的人都看过了、应允了,学校的学徒制度于焉展开。

这个主意大受欢迎。吉儿爱上了戏剧,学校的剧团不能满足她的需求。她喜欢做幕后工作——化妆、道具、服装、布景、灯光。她在剑桥的老布剧团当学徒,不久之后就到处有剧团聘请她去工作了。剧团兼差的收入帮她付大学学费,顺利念完了戏剧学位。

什么时候留在学校里,什么时候离开呢?许多时候,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沙奥在十四岁时爱上摄影。他在学校暗房里自己摸索。他常常不满意学校的设备,但是他决定不要出去当学徒,他要自己动手改良现有设备。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在学校工厂里研究木工。他研读摄影技术书籍。一年内,他独力重建了我们的暗房,用的都是他买来的二手货。他是学校有史以来第四个对暗房有兴趣的人。等到他弄完之后,暗房看起来真是有模有样。

但是到了沙奥十六岁的时候,连这间暗房也不够用了,他需要跟着一位专业人士学习。一周又一周,沙奥在波士顿四处寻找肯收他为徒的专业摄影师。情况不妙,一个说:“去念大学。”另一个说:“去找一家商业摄影公司。”

找到乔的时候,沙奥已经身经百战,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机会了。每一个反对的理由都被他驳倒了。可是乔仍然不肯收这么年轻的学徒:“我知道青少年是什么德行,迟到、随随便便、总是弄得乱七八糟。”沙奥不放弃。学校也支持他。终于,一周两天,沙奥坐公车到波士顿为乔工作。

他由最基本的学起。一年后,他结束了学徒生涯,乔邀请他留下来工作,负责整个暗房。

今天,沙奥是一位艺术摄影家,也是一位擅长商业摄影的专家。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学艺失败的记录。那次是因为师傅太不负责任,没有好好教。学生只好放弃了,到别处找人教他。

多年来,有个人收了一大堆学徒。

艾伦·怀特是一位建筑工头。我们建校时,他还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校长。艾伦是最好的行政主管——聪明而不爱现、脾气好、公平、和善、合理、有组织力。

我们建校时,邀请了波士顿各校校长来参观,看看我们在做什么。艾伦是唯一接受邀请的人。他很好奇。

他的好奇心害惨他了。

艾伦后来当了教育官员,负责他们那个小城的教育改革。瑟谷学校成为他的教改蓝图。他了解得越多,越想在公立学校里做一些改变。

他的小城因此而吵翻天了。直到今天,他创立的实验学校仍活在人们的心中,令人怀念不已。但是当时却不见容于社会,遭到了关闭的命运。

艾伦辞职了。他放弃养老金、放弃终身职、放弃了许多别的好处。他重拾旧爱,开始做木工,成为一位建筑工头。

这些年来,艾伦始终没有离开我们,他总是在那里帮忙、提供建议、安慰我们。从一开始,他就被选为学校董事长,年年连任。

学校里若有任何人对土木有兴趣,就去找艾伦当学徒。其中有四位学成出师,成为专业木工师傅。

学徒制度使艾伦得以留在教育界里,实地教导学生。也使得许多其他的人得以以“师傅”的身份,带领一个一个认真学习的学生。

阅读

二十多年来,瑟谷学校从来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的学生。阅读障碍的成因、甚至于是否真的存在,都是见仁见智的。某些专家估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具有阅读障碍。

事实上,我们学校里从未见过。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逼任何人学习阅读。

阅读使我们受到很大的考验。就像所有其他的事,我们让孩子们自己决定。我们不催促他们。没有人会说:“该学会读书了!”没有人问:“要不要学怎么念书呢?”没有人建议:“你不觉得该学学念书了吗?”没有人假装兴奋地提议:“念书多好玩呀!”我们的原则是:等学生主动要求。

理想和现实配合的时候,当然是皆大欢喜。以我的家庭为例,老大五岁就开始阅读,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六岁已经念得很好。没问题。一切都令人满意。

他的妹妹比他小两岁半,就不同了。我们等了又等,等她自己学会阅读,或是要求别人教她。可是我们一直等、一直等。

她六岁仍不会阅读倒还好,没有人在意。

七岁还不会念书就不太妙了。爷爷奶奶和朋友都开始不安,老是要暗示一下。

到了八岁,这简直是不得了,在亲朋好友之间成了一个丑闻。我们被视为不负责任的父母。学校呢?这种学校像什么话,八岁的孩子还是文盲,却什么也不教。

在学校里没人在乎。她的朋友们多半会念书,有些不会。她自己可一点也不在乎。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她是那么快活。

九岁的时候,她忽然决定要开始念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不记得。总之,到了九岁半,她什么都会念了。她不再是个“问题”。当然,对我们而言,她从来不是个问题。

我们的个人经验一点也不特殊。学校里的孩子有的开始得早,有的开始得晚,所有的人都等到自己准备好了才开始阅读。最后每个人都学会了阅读,没有一点问题。

在我们学校,一本小学语文课本都没有。一年级课本、二年级课本、三年级课本都没有。除了老师之外,我怀疑有多少大人读过这些课本。它们全都无聊透了!现代的孩子看多了电视,要他们再读这些课本,当然会觉得无聊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孩子会自动拿起课本,趣味盎然地读起来。

事实上,我们学校根本不在意阅读这件事。很少有孩子要求大人协助。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人听别人念故事书,记住了,慢慢也就会念了;有的人读食物包装盒上的字;有的人读游戏说明;有的人读街上招牌。有的人由字母发音入手;有的人由拼字入手;有的人整个字整个字地学。老实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学会的,他们也不会解释。有一次我问一个刚学会阅读的孩子:“你是怎么学会的呢?”他的答案是:“很简单呀!我学会了‘来’,又学会了‘去’,然后就都会了。”

原来,阅读就像说话一样。我们并不叫孩子去说话课学说话,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上学之前便已经学会说话了。如果一岁孩子也得上学的话,恐怕大人真的会开说话课,也会产生一大堆“说话障碍”的孩子了。极少数的小孩会有生理上的说话困难,绝大多数的孩子不知怎么地也就自己学会说话了。

为什么小孩要学说话?因为婴儿的四周充满了说话的大人,小孩自然地想加入那个说话的世界。试试看去阻止他们!小孩学说话的决心和毅力是惊人的。

在瑟谷,阅读也是一样。不用管他们,孩子自然会发觉:文字是开启知识宝库的秘密钥匙。好奇心会引领他们,使他们热情地学习文字。

而且文字的学习比说话容易多了。这时候他们年纪比较大了,也比较有经验了。他们知道语言是什么、如何运用、字的意义是什么。学习阅读比学习说话容易多了。

书写则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孩子不但想写,还想写得好看。他们会找大人教他写字的艺术。就像绘画或刺绣一样。

把写字当成手艺是有点奇怪。很多小孩子花好几个小时练书法,却连那些字的意思也不知道。

我常问他们:“如果不认得字,干什么要学怎么写呢?”

答案往往是:“因为漂亮呀!”

有些小孩写了半天字,又对别的东西产生兴趣,丢下来不再练了。过了好多年,他们终于学会阅读,又得重新学一遍书写。

我想要再次强调。在瑟谷,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被逼着学读书,也没有人威胁利诱、或劝说、或理喻,让孩子开始学习阅读。我们从未遇见过一个阅读障碍的孩子,也没有一个毕业生是文盲。八岁、十岁的文盲很多,偶尔也有十二岁的文盲,可是毕业的时候,他们都会读书了。看到年纪大些的学生,你绝对猜不出他是几岁开始读书的。

钓鱼

每年六月,约翰都会来学校和我谈一谈他的儿子。约翰是个温和聪明的人,对儿子丹的学习十分支持。丹是瑟谷的学生。

可是约翰同时也有点担心。不是过分担心。只是需要每年来一次,重新肯定一下。我们的对话通常是这样子的。

约翰:“我知道学校的教育理念,我明白。可是我必须得跟你谈谈,我很担心。”

“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我早已知道问题何在。他也知道。这只是个仪式而已。因为连着五年,我们年年有一模一样的对话。

约翰:“丹在学校整天钓鱼。”

“这有什么问题吗?”

约翰:“整天钓、每天钓,秋天、冬天、春天。他只知道钓鱼。”

我等着他说下一句。那一句会是我开始演说的序曲。

约翰:“我担心他别的都不会。他长大以后,什么都不会。”

担心孩子管不住自己而长期『不务正业』是家长们无法完全接受自主学习理念的重要原因。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出发就能走在一条看得见光明未来的既定道路,任何偏离路线和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其他岔路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产生阻止孩子自主学习的念头。

这时候轮到我发表一场小小的演说,这正是他来见我的目的。我会说:没有关系。丹学了很多。首先,他已经是钓鱼专家了。他比谁都了解鱼——鱼的种类、栖息地、行为、生理、喜好。同龄儿童谁也没他懂得多。也许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渔夫,也许他长大了会写出一本有关钓鱼的经典之作。

到了这时,约翰会有点坐立不安。他不是个势利眼,可是儿子当渔夫这件事,他还是不太能接受。我继续说,越说越进入主题。

我会说,丹也学到了别的事情。他学会坚持兴趣,他学会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随着自己的兴趣走。而且他学会了快乐。

事实上,丹是学校里最快乐的孩子。他总是在微笑。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丹。

现在轮到结论了:“没有人能拿走这些东西。有一天他若对钓鱼没兴趣了,他会用同样的态度面对别的挑战。不用担心。”

与听信权威和随波逐流相比,学会自由选择并坚持自己的兴趣,是极为重要的能力。哪怕有一天他有了新的兴趣——这是必然的——对兴趣的坚持度会永远伴随他。更加重要的是,不但有选择兴趣的自由,而且有勇气对相应代价负责,不管结果如何,他必定会活得快乐自如。

约翰站起来,谢谢我,然后离开。明年又会再来。但是他的妻子唐恩从来没来过。她对瑟谷满意极了,因为她的孩子很快活。

终于有一年,约翰没有来和我谈话。

那一年,丹不再钓鱼。

十五岁时,丹爱上了电脑。十六岁时,他成为附近一家电脑公司的维修专家。十七岁时,他和几个朋友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十八岁时,他自瑟谷毕业,到大学念电脑去了。大学学费全是他自己赚的。大学四年中,他都在电脑公司兼差。

丹一直没有忘记钓鱼得到的教训。

许多有关钓鱼的书,都说钓鱼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我们确实亲眼见到,孩子们爱钓鱼。钓鱼有挑战性,又让人放松。钓鱼是在野外——晴雨不计。站在学校小湖边,周围全是树木、流水声。所有的孩子都能感受到那份美感。

钓鱼也是一项社交活动。他们总是和朋友一起钓鱼,或是跟大人学。每一年都会有一批五、六岁的孩子开始绑钓线。

钓鱼也适合隐士。你可以自己一个人钓,没人来吵你。常常有人拿了钓竿在外边混一整天,独自想心事。

钓鱼是我们学校生活的一部分。我常想,学校有个小湖是多么幸福的事。

丹是学校早期的学生之一,他使我思考学校的意义与目的。所以当我的小儿子开始整天钓鱼的时候,我完全不在乎。一切再熟悉不过了。

我相信他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诺亚方舟

买校舍的时候,我们好高兴有个马厩和谷仓。它们又漂亮,又可以用来养动物。

刚开始还好。茉莉问可不可以用我们的马厩,教孩子们骑马。我们为了细节讨论了好久,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不要养马。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学校创立时,我们就有骑马课了,学生只需要多缴一点点费用。

七月二日,我们发现茉莉搬进谷仓里住了。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谷仓里既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堆了一堆她的行李,令我们感到不安。

马厩里的马也没有好好保持清洁,每一天,马粪在墙边越堆越高。不但又脏又臭,也不符合消防规则。

创校期间,百废待兴,我们实在顾不到这么多事。还好,反正学生连马和河马也分不清。茉莉收不到多少学生,收入不够应付开销,她很快地离开了。

可是她的影响仍在。

威尔逊家的孩子说:“我们要在马厩和谷仓里养山羊。”他们在校务会议中极力争取支持。我们想出各种理由来阻止他们。

我们说:“你们在放假的日子和周末得来照顾动物。”

他们回答:“没问题。”他们一共四个人——三男一女,他们会分工合作。

我们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养羊。”

“谁说的?我们会查书,而且我们帮别人养过羊。现在我们要养自己的羊。妈妈会帮忙。”他们的妈妈是学校的老师之一。

好吧,我们想,这也是一种教育。

他们真的学了不少东西。可是问题也有一大堆。首先,我们不能随意走动了,美丽的草地上全是山羊大便。每次威尔逊家的孩子带羊去散步,就留下一堆羊粪。倒是不臭,可是你也不想一屁股坐在羊粪上。

还有,那些羊老是要逃跑。羊是很活泼、很顽固的动物。每个星期,他们都至少会脱逃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是否全属意外。山羊逃脱是多么精彩刺激的事啊!每个人都跑出去捉羊,或者是看热闹。一片吵嚷、奔跑、尖叫之后,羊总是被抓回来。有时候羊会跑出校区,使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最后,威尔逊家的孩子玩厌了。我们则是早就受不了啦!

然后是养兔子。

他们说:“我们要养很多兔子卖钱。”这回是威尔逊家的三个男孩和朋友安迪。他们自称为“威尔逊帮”。

我们提出所有的反对理由,一点用也没有。我们知道必输无疑。

他们会照顾动物。兔子是养在笼子里的——逃不了。我们确定不会又看到一大堆人捉兔子,因为兔子一旦脱逃,是不可能抓得回来的。

谷仓成了兔子养殖场。直到威尔逊帮又玩厌了兔子。

这些孩子对动物的负责态度有时令人动容。像是那次一九七五年的大风雪,路都封住了,商店及学校也都关门了。要玛姬带克利斯和艾美去马厩照顾动物,根本是不可能的。

他们求个不停:“妈妈,拜托嘛!山羊需要喝水吃草。”

她说:“不可能的,车子根本上不了路。”

二话不说,这两个孩子走了七英里路到学校去。山羊吃饱喝足了,六个小时后,艾美和克利斯终于回到家。他们的妈妈白担心了半天。

谷仓整修过了,不再养动物。马厩仍在,还可以养马。将来仍会有学生起意要养些动物。直到有那么一天,小孩子对动物完全失去兴趣为止

化学

任何流行都会过时。

我小时候,聪明的孩子总是在玩化学仪器和在地下室里搞化学实验。偶尔,我们会听到爆炸声——又有人搞砸了!

到六〇年代末期,化学不再流行了。虽然我们学校有专业化学家汉娜驻守,从来没有孩子要求她帮忙设置化学实验室。

创校时便没有化学实验室。这种情况维持了许多年。

直到有一天,一小群学生得了化学瘾。我们得想点办法。

那时什么经费也没有。七〇年代初期,我们仍在苦苦挣扎。实验设备都太贵了,如果我们真的购买实验室所需的一切设备,所费将超过创校以来全部的开销总和。

汉娜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生化研究,她还有很多朋友在各大学任教。她还记得实验室运作的方式。每一年,许多人开始做新的研究题目,买很多新的设备,很多旧器材都被丢掉。

她决定向人索取这些“废弃品”。汉娜写了一张清单,很有耐心地询问各地的化学系和生物系。几周后,全部设备都齐全了。

这些可不是一般中小学用的东西。这些全是一流专业的真货:实验桌、水槽、柜子、玻璃器皿、显微镜、椅子……。我们只买了灭火器、防火毯、风扇和一些木板来建化学抽风箱。我们其实也要得到化学抽风箱,只是它们都太大了,不好用。

设立实验室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政府派人来检查,批准使用后就开张了。

化学至今已不是个热门学科。每一年,孩子们都只偶尔用用实验室。但是至少用起来很有专业的味道。

有些化学实验不是在实验室里做的。

有一天,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知道是什么。我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很淡,可能是地下室传来的。

我到处问别人。有没有人闻到怪味?没有人。有些人开始坐立不安。威尔逊帮的那几个男孩故意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副忍不住要笑的样子。

我猜他们又在搞新花样了。果不其然。

地下室后面,没有人去的角落里,他们建了一座沼气槽!

当时是七〇年代中期,全世界都处在能源危机中。大家都在讨论能源: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海潮发电……甚至垃圾发电。制造可燃气体的最有效来源是什么呢?——动物大便!

我以前就很奇怪,威尔逊帮怎么处理他们的兔子大便。现在我知道了。他们花了好几星期,建了这座沼气槽。兔子大便堆在发酵槽里,产生的沼气归集在沼气槽中。很简单的设计。若不是兔粪味道传出去了,这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呢!

威尔逊帮并没有瞒着任何人。他们问过大卫了。大卫负责和政府工务局检查员打交道。大卫不懂化学。孩子们很小心地解释过了,但是显然只解释了一部分。我们不能怪大卫。会是巧合吗?他们没有让任何受过科学训练的大人知道这件事!

沼气槽马上被拆掉了。可惜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沼气槽能够产生多少能源。

废物利用

建沼气槽的材料全部来自于瑟谷市立废弃物处理厂。四架割草机也是从那里捡来的。还有脚踏车、汽车、高尔夫球车……全部都是威尔逊帮捡了材料来,拼凑而成的。每个星期,汉娜开车带威尔逊帮到废弃物处理厂去归集材料。

废物利用的观念深植于瑟谷。我们总是弄不懂,既然有这么多免费的好东西,干么还要花大钱买。

创校时,我们需要大量家具:桌子、椅子、沙发、灯、地毯。既然经费不多,我们都是去跳骚市场里找。

有一天,我们正在法明罕的一家店里找东西。我们告诉老板路易我们是谁、需要什么。

他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买下那幢房子的半年前,房主才把家具通通卖给我。好多家具,都还很好的,堆满了仓库。也没要多少钱,可是足够你们用上十年呢!”路易非常同情的看着我们脸上垂头丧气的表情。从那之后,路易变成我们的家具供应商,一有好东西就卖给我们,年复一年。

大部分东西是免费的。家长会把不用的沙发、地毯给我们。有一天,艾伦·怀特跑来了。他正在改装一幢公寓的大厅,他拿来了一大张完好的地毯。很快地,我们的大厅也有地毯了。

颜色不一定能彼此协调,可是我们把家具挪动一下,遮住接线的地方,效果也不错。我们常常为了室内布置吵来吵去。为了家具和地毯,大人小孩能争辩好几小时。有时候还很激动呢!

为了控制这些争吵,我们组织了一个专管室内布置的委员会。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起初叫做“油漆和壁画委员会”,后来改为“美观委员会”。其实这个委员会开起会来,那种吵杂纷乱可是一点也不美观!

免费的东西很多,化学实验室是其一。秋千和溜滑梯是一位工程师为自己孩子亲手做的。他过世后,孩子把它捐给我们。暗房设备和图书也是捐的。

有次圣诞节前夕,学校遭了小偷,掉了两台打字机。这两台打字机算是学校里比较值钱的财产。有一些脚踏车和吉他也掉了,音响也被拿走。真是一个凄惨的节日。

到了一月初,家长捐了一台打字机。我去二手货店找打字机时,和店东聊起来。他同情心大发,干脆送了我们一台。一年内,又有人捐了两台状况更好的打字机,替换掉这两台。

我们常常有剩余物资。一开始,我们什么书都照收不误。很快地,地下室和阁楼里堆的书比大学还多。幸好我们不需要花钱请人来运走,我们找了个旧书商来,还赚了点钱呢!

有一阵子我们有一堆冰箱,好像在开电器行。

又有一次,有人要给我们六台巨大的织毛衣机。虽然老旧、但是还好用。原来的主人是开织衣厂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教学生织毛衣,赚钱供养学校。这些机器会占去半层楼!我们不得不婉拒了。他始终觉得我们是一群不知感激的懒家伙。

一个美好的春天早晨,琼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着急地说:“我得找玛姬一起出去,要快!”

十分钟后,她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原来琼安看到人家丢在大门外的四张藤椅,深恐被垃圾车收走了,拉着玛姬一起去捡。我简直无法置信:

“即使是以我们的眼光看,这些椅子也太破旧了啊!”

她们说:“你等着瞧!”

我等了……也瞧见了。清理之后,这四张藤椅焕然一新。她们真是有眼光。两个小时内,钢琴室多了一套漂亮的新椅子。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特别开支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有的东西连便宜也谈不上。

原来的烤箱看起来像古董。我们没丢掉它,怕万一有人要上烹饪课。

结果是每一年都有一大堆孩子要学烹饪。老师群中有一位大厨级的人物和好几个一般级的好厨子。也就是说,烹饪在瑟谷一向是大事一件。玛格丽特·派拉——我们的主厨,还写了一本瑟谷食谱,发行了好几千本呢!

好几位毕业生后来去餐馆当学徒,成为大厨。

这让我想起那个烤箱。我们很快就觉得它不敷使用了。它不但老旧,还吵得很。没有人想再买个二手货。一个老古董已经够了。

很显然的,我们需要“特别开支”。我们需要买两个大烤箱。可是学校经费里没有这项开支,绝对匀不出这么多钱来。

特别开支需要特别程序。所有对烹饪有兴趣的人聚在一起,不分大人小孩,举办了好几次点心义卖来筹钱。

感恩节点心义卖只是个开始。价目表和订货单发给各个家长。卖得很成功,每个人都学会了大量生产。

然后是圣诞节义卖。一家超商让我们使用场地。一群学生整夜在我家烤食物——面包、蛋糕、饼干、小点心……简直是堆积成山了。早上拿去卖,到下午一点全卖光了。

整年里,我们在校内举行了多次饼干义卖。收入不多,但是还算稳定。偶尔也有三明治义卖、沙拉义卖、午餐义卖。

复活节又办了一次大型义卖。钱终于存够了。从此开始了瑟谷“特别开支”的筹款传统。

通常,有人向校务会议要钱的时候,反应会是:“如果你真想要买这些东西,你就应该努力筹钱。”一向如此。有时候得筹全部经费,有时候只需要筹一小部分。大多时候,学校会付一半,自己再筹一半。

这种作法使得学校里经常有好东西吃,因为义卖的食物必须好吃才会有主顾上门。筹来的款项买过运动器材、暗房设备、牛皮工厂、音响……。有时候筹款的方式不同。例如有次是四个学生为了木工设备,帮学校割草。

筹款活动这么成功,校友会也决定插上一脚。每年,他们会问学校还需要什么。第一年买了台电脑,然后是印表机、书架、地毯、家具、谷仓修理……。

校友会在法明罕镇上举办过周末跳蚤市场筹钱。比较大的活动是学校拍卖大会。学生、家长、校友都捐赠物品或个人服务,让学校拍卖。他们也都热心购买物品。拍卖是皆大欢喜的社交活动。

提供拍卖的个人服务项目真是琳琅满目,让人充分认识大家的才艺。一位律师提供写遗嘱的服务;一位建筑商提供重新改建的咨询服务;一位造船商提供“全家海上一日游”的服务;学生提供扫院子和看小孩的服务。

如此这般,学校的特别开支就有着落了。

这种方式是有传染性的。有一天,三个爱钓鱼的孩子决定买条船。这需要很多钱。他们想到了广受欢迎的饼干义卖。

问题是:这不是学校要买船,是私人要买船。

三个人想了又想,终于在校务会议中提出来:“我们举办一个私人性质的饼干义卖,分给学校十分之一的收入。”

于是开启了私人筹款的先例。这些生意并不大,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可是大事一件。

他们买了一条船。后来又买了拖车、马达。学校则多了个良好传统。

流行风

瑟谷是一所很“酷”的学校。

我们不排课程,一切都跟着学生的兴趣走,因此,我们总是跟得上流行,非常前卫的流行

七〇年代中期,全美国都在流行牛皮饰件。我们的青少年马上被感染了。木工老师吉姆·纳许正好也是一位牛皮手工专家。

吉姆和孩子们向校务会议提出申请,要把一间普通教室改装成牛皮工厂。他们来了一大群人,极力争取。皮件社团于焉成立,监督该厂的一切细节。

他们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要怎么设立工厂,怎么省钱。学校出了些钱,又募了些款,工厂很快就设立起来。

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会计系统,十分有效,后来广泛应用到别的社团。皮件工厂像是一个小型商会,学校提供一笔贷款作为种籽款项。这笔钱用来买牛皮材料、金属配件、纽扣和其他小玩意儿。这些东西用批发价买进来,加工之后卖给使用的人。货物进出都是荣誉制度。孩子们做了很多皮带、皮夹子、皮鞋、小背心、手环、皮裤……,用掉了许多材料。资金开始流入,还了学校的贷款后,还可以买更多材料。甚至有足够的钱买比较花哨的用具。

皮件工厂一度是学校最热门的地方。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在那儿工作,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圣诞节前更是人挤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大家都来为亲朋好友打造皮件礼物。

来得快,去得也快。手工皮件一下子就退流行了。这股退烧冷流传遍全国,也传到了瑟谷。几年后,没有人要去皮件工厂了。完全没有人使用它。

工具收起来了,材料也卖掉了,工厂又变回普通教室。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了解,人的兴趣是会变的,只要跟着变就好了

类似皮件工厂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时候是受到全美国流行风的影响。和别处一样,我们也流行过电动玩具、霹雳腰包、溜冰、东方宗教、体操。有些流行一直不退烧,变成瑟谷的传统。电脑流行起来之后,我们也用义卖的收入买了一台。年复一年,许多孩子学会使用电脑。这台苹果牌电脑用了五年,我们又买了一台更好的电脑给行政室使用。很多懂电脑的学生改用这台。

有些事会吸引住全校的注意力。水门事件那阵子,电视上每天都有公听会的转播,直到尼克森总统下台。全校都在看电视,没有任何电视剧比水门报道更引人入胜了。一些年纪大的学生弄了台老旧的十九吋黑白电视,放在最大的房间看。年纪小的孩子很快加入了,老师们也偶尔加入。一周又一周,水门报道教孩子们政治学、美国历史和时事。学生的注意力和吸收力都达到巅峰。

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过:除了瑟谷,还有哪里会有这种事?全国的学生都必须跟着进度学习,只有我们可以沉浸在活生生的历史中。在瑟谷,我们不必等到三、四年之后,才在教科书里学习水门事件的历史意义。到那时候,孩子们早就没有兴趣了。

水门事件过后,一切恢复正常。没人知道要拿那台电视机怎么办。有一、两年没人看它。然后坏了。我们也没有再买一台,直到伊朗(人质)危机发生。

社团

志同然后道合。具有同样兴趣的人总喜欢成立某种组织 ,来举办各种活动。我们也不例外。

别的学校设有俱乐部或划分科系。我们不喜欢那么做。那些听起来太缺乏弹性了,好像必须一成不变似的。瑟谷的教学必须具有极大的弹性。六〇年代早期,我在一所大学的物理系任教。在此之前五十年,物理系显然是个热门科系。四层楼建筑中,物理系就占了一整层。我去的时候,一千个学生中只有五个念物理,而且都在街的另一头上课,可是物理系仍然占了那一整层楼,房间都是空的。别的科系却因为空间不够,正在盖新的大楼。我在别处也常常看到这种僵硬、浪费的规划。

我们不要分科系。那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办社团。社团由校务会议指定成立,独立运作,只有申请经费或设备时才经由校务会议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社团,选出社团主席来主导一切。

社团有几个特点:开放给每一个学校成员,经由民主程序运作,任务达成即可解散

校务会议一旦决定可以成立社团,大家就忙起来了。举凡各种兴趣、各种活动,都要成立自己的社团。几个月内,我们有了美术社、陶艺社、音乐社、合唱团、牛皮饰件社、露营社、登山社、化学社、游戏室管理社、木工社、电影音响社、摄影社……等等。我们全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张旗鼓一番。

一开始,大家以为社团会比较容易拿到经费。私人开支在校务会议上一向很难过关,很多人以为社团听起来这么正式,一定很容易要到钱。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申请经费时,社团也一样难以过关。

过了一阵子,尘埃底定,大家习惯了下来。有些社团始终不太稳定。电影音响社一开始吸引了很多注意,很多孩子喜欢电影、音响和录影机。后来大家又没兴趣了。有那么许多年,这个社团只有一个成员,自命为主席。这倒无所谓,我们并没有规定社团至少要有多少人。开校务会议时就不同了。这位电影音响社的主席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人,我们很难让他代表整个社团要这要那的。多年之后,有许多人对音响设备产生兴趣,这个社团再度成为热门社团了。

有的社团有很多团员,有的只有一个人。牛皮饰件社最热门时有十五个社员。木工社通常有十来个人。摄影社则不一定,要看当时流行不流行。烹饪社总是有一大堆人。

有些社团负责行政工作。老师人力不足时,资源社负责找寻客座代课老师。有些代课老师从此待了下来,成为正式人员。另外还有图书管理社和出版社。出版社负责发行学校出版的书。

许多社团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消失了。第一个消失的是牛皮饰件社。游戏室管理社维持了几年才解散。电玩社热门了好久才寿终正寝。各种美术社最后合而为一。

体育社关闭过好几回,又都起死回生,卷土重来。一开始由一大群运动健将热心组成,后来他们发现打球是一回事,管理运动器材是另一回事。体育社就此结束。后来另一批小孩极力游说,答应会好好认真管理。这一批维持了一年之久。体育社第二次完蛋。几年后,又来了一批不同的人,很有把握地、肯定地坚持要求,他们一定会认真负责。校务会议给了他们一些经费,然后等着看好戏。他们也只维持了一年。现在体育社已经步入第五代管理了。有人总是不死心。也许户外活动就是难以维持秩序吧!

个人账户

不只是社团有开支。个人也需要买东西。烹饪、做牛皮饰件、洗底片、塑陶……都需要付材料费。

最开始是厨房。起初每个人自己带材料来,但是大家马上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太麻烦之外,人们常常忘东忘西的带不齐全。于是变成集体购买。

采买没问题,问题是孩子们老是忘了带钱。没忘记带的则往往需要找零钱。还有账单。真是麻烦透了。

我们有了个新主意。

“每个人可以拥有私人账户。”我们开家迷你银行。每个人的账户里都可以存钱、领钱。

我们也找到便宜的收据本子,看起来很像支票。太棒了!私人账户还有支票可开!每周对账,完全不需要带现金了。

我们的实际做法在开始时稍有不同。我们每一年每个人十块钱做零用金。我们说:“这十块钱是由你们学费里拿出来,让你们买材料用的。如果你需要更多钱,就得自己拿来存。”

听起来很好,可是行不通。很快地,我们学到了“白吃午餐”的人性心理。

孩子们一旦发现自己有十块钱可花,他们就开始乱花一通。以前一毛不拔的孩子,现在想尽办法花钱。大家都觉得不花白不花,不花是傻瓜。

基于瑟谷的自由精神,我们并没有规定什么项目可以花钱,什么项目不可以花钱。“如果是私人账户,就是私人账户,他们必须自己下判断、自己决定要怎么花。我们不管。”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家买些什么,账目都是公开的。

有人开始买热门音响唱片。我想许多人开始感到不安,唱片似乎并不算是教育器材。不久之后,又有一项开支引起我们的注意:比萨饼。我们受够了。在校务会议中,绝大多数的人同意,学校不应该提供这种白吃白拿的服务。十块钱零用金自此取消。

个人账户则一直流传下来。社团用批发价进货、社员用自己的账户支票付款使用。如此一来,材料不但比较便宜,盘点起来也比较容易了。

我们也偶见超支的账户。有些支票会被退票。就像外面的世界一样

烹饪

新出炉面包的香味弥漫全校。大家逐渐向厨房集中,等着吃面包。玛格丽特·派拉正在切厚厚的面包,卖给大家。收入归烹饪社所有。牛油免费。

终年可见这种景象。面包、比萨饼、蛋糕、水果派、饼干……由玛格丽特手中,进到大家的肚子里去。

不是每个人都只顾着吃。她有很多助手。有时候孩子们会主动要求她教他们做这做那,有时候她会贴个公告,说星期二会做什么,有兴趣的人可以报名。

何等景象!有时候是一群小不点,七、八岁而已。有时候是一群青少年。大部分时候是混龄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工作。酷的孩子、书呆子的孩子、灵巧的孩子、笨拙的孩子、有学问的孩子、不用大脑的孩子……都来跟玛格丽特学烹饪。如果他们付钱一起买材料,他们就可以把成品带回家——例如一顿意大利晚餐、一些甜点。否则的话,就开放给全校吃,烹饪社趁机赚点钱。

玛格丽特由创校开始,在瑟谷待了十六年才退休。她是个很棒的厨子,也是个很棒的老师。最吸引人的是她的智慧。她生长于美国中部,嫁给军人,在三〇、四〇年代随着军队驻防世界各地。在那个时代,军队对眷属的照顾很有限,她一切要靠自己,磨练得异常能干。除了熟悉军队运作之外,她也熟悉人性的种种。

孩子们爱死她了。每个人都喜欢玛格丽特。最有问题的青少年也拿她当好朋友,她会和他们一起抽烟喝酒,真心对待他们。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玛格丽特也会说说他们,但是她总是很尊重他们。她对六岁小孩的态度也一样,拿他们当小大人看待。不收拾善后的人,总会听到玛格丽特用她那特大号嗓门吼起来,谁也不敢不听话。

对玛格丽特而言,人生乐事莫过于吃。我们真是吃得不亦乐乎!她什么都会做。烹饪是瑟谷最受欢迎的活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全是因为在玛格丽特领导之下,学校发展出了精益求精、埋头苦干的烹饪精神。

工作起来,玛格丽特绝不放水。不管年纪多小,每个人都得认真工作。每个人都得削苹果皮、量称材料、混合材料、注意烤箱、洗盘子、擦桌子。每个人都可以拿东西、放东西。在她的监督下,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

除了玛格丽特之外,别人也教过烹饪课。经过烹饪社核准使用厨具的小孩,常常自己做东西吃。别的老师也会组织烹饪活动。有时候还有系列活动,例如烤面包课、中国菜烹饪课、基础烹饪课……。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烹饪。非常奇特。例如芭芭拉,她喜欢健康食物——非常非常健康的食物。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偶尔用些全麦面粉而已。芭芭拉绝不使用任何糖、只用新鲜蔬果和自然五谷,而且尽量不用任何烹饪方法。只有她会想到用全麦面粉做无糖蛋糕。

芭芭拉很有人缘。每次她贴了告示开烹饪课,都有一大堆人报名。他们喜欢跟她在一起。有时候,他们会发现烹饪是个挑战。有一次他们做了一大堆看起来很像巧克力饼干的东西,里面含有小麦、荞麦、向日葵子、大豆粉……而且没有放发粉和糖。尝起来可一点也不像巧克力饼干。

每年六月我们会做冰激凌,用的是老式的手摇机器。这个传统也是从玛格丽特开始的。她小时候在农场长大,就是这么做冰激凌的。材料运来的时候,总是引起骚动——鲜奶、冰块、粗盐。孩子们轮流摇机器,一摇便是几个小时。摇到后来比较硬了,就让大孩子接手。做好之后,厨房门口一定大排长龙。闷热的夏天里,吃冰激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就连收拾善后也不那么无聊了。

混龄制

“混龄制”是瑟谷的秘密武器。

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要分龄上课。在真实社会里,人们并不以年龄分组工作。同龄孩子的能力和兴趣也不一定相同。

我们发现把孩子不分龄的放在一起,会自然混龄,就像社会一样。

我教怎么做三明治的那次,学生从十二岁到十八岁都有。烹饪课最常见到混龄现象。后来我教现代史的时候,十岁的艾卓安挤在一堆十六、七岁的大孩子里,一起听课。

原则始终如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兴趣最重要。有些课需要技巧,年纪小的孩子常常技巧反而更好。

孩子们学习速度不同的时候更有趣。他们会互相帮忙。他们必须如此,否则进度会太慢。他们愿意如此,因为他们不需要彼此竞争成绩或小金星。他们喜欢如此,因为帮助别人学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乐事。

这种景象令人异常感动。学校到处充满了混龄活动。

混龄也满足孩子的某种情感需求。十六岁的大孩子和六岁的小孩子挤在沙发上,念故事书给他听。这可以满足大孩子照顾别人的心理需求,而且也让小孩子觉得舒服、安全——身边充满了大人和大孩子照顾他。相对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教一个十六岁门外汉如何用电脑时,也会觉得非常自得。

社交层面也是混龄的优点之一。孩子们第一次举行舞会时,我想像着满屋子“壁花”。这是我的个人投射。初中第一次参加舞会时,我的老师叫男生站一边,女生站另一边,一切都完了。

壁花:舞会或聚会中,坐在角落,无人问津的女孩子。同样适用于男孩子。其特征是性格内向、害羞孤僻、敏感早熟。《壁花少年》是一部描述一位壁花少年成长经历的好电影。

孩子们让我们吃了一惊。每个人都来了,每个人都跳了舞。年纪相差一岁的、十岁的,都一起跳。首奖得主是一个十岁女孩和一个七岁男孩组成的那一对。每个人都玩得很尽兴。时光流逝,小孩子变大孩子,这个传统却从未改变。

小孩子会模仿大孩子,甚至会崇拜大孩子。有时候大孩子的行为会变成负面示范,我们的儿子麦克十八岁时跟我们说:“我真高兴自己小时候总是和青少年混在一起。看过他们的例子之后,我就不用浪费时间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了。我知道什么有用、什么没用。”

大孩子也会受小孩子影响——他们好像是家里的弟弟妹妹一样。雪伦四岁来瑟谷,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头一年,她变成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孩子”。大家念书给她听、跟她玩、和她说话、拥抱她。校友带着小孩来看我们的时候,这些青少年和小孩一玩就是几小时。

至于学习层面,小孩喜欢跟其他孩子学习。这样比较容易。其他孩子不久前才学过,教起来比较了解困难在哪里。不像大人,都已经忘记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的了。孩子的解释往往更简单、更清楚。他们也比较不会给人压力、不会批评。而且孩子们都会想快快学会,好跟别的孩子一样。

孩子也喜欢教别人,这使他们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教别人使自己学得更彻底。他们必须自己弄懂了、整理好了,才能教别人。所以他们会努力弄清楚,才能跟别人说清楚。

混龄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大大提高了我们学校的教学效果,使得学校成为一个有人性的、真实的、有活力的学习环境。学校好像是一个小社会,每个人都互相学习、互相帮忙、互相教导、互相纠正——互相分享生命。我很喜欢这种气氛。

大人也可以向孩子学习。汉娜写过一篇文章《大树》,是最好的示范

今年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第一次“看见”了学校前庭的大树。我在瑟谷十八年了,这么说起来是有点奇怪,但是我是说真的。每年秋天,我看着大树的叶子变红、掉落,树干光秃秃的伸向蓝天。每年春天,我看着新叶子长出来,先是粉红的新芽,然后变成一片深绿。我也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爬上这棵大树,越爬越高,有时候爬到树顶,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可是直到今年,我才真正了解、真正看见了这棵大树。作为一个大人,我不了解这棵树,直到一个小女孩教会了我。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雪伦很快乐地告诉我,她学会爬树了。她说是乔伊丝教她的,她也要教我怎么爬。我跟着她走出去,因为太阳照得正好,满山的秋色引人陶醉,地上的落叶闪着金光,我不想让一个小女孩失望。雪伦告诉我怎么爬树,要我照着做。我帮过很多小孩爬上去,也帮过很多小孩爬下来,可是我自己从来没爬过。

雪伦不肯轻易放弃,我知道如果要她对我保持好感,我必须乖乖地爬这棵树。她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教我,哪里放脚、如何爬上爬下。我第一次爬上了大树。

在树上,我才发现这棵树有多美。我无法形容这些巨大的树干、温暖的空间,以及我的感动。我才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见”这棵树。大人总觉得自己比孩子有知识,孩子需要学习、需要教导,但是我相信瑟谷的每一个孩子都比我更明白这棵树的美,而我们大人却忽视了天天在眼前的美景。雪伦是个好老师,我会永远珍惜她教我的这一课。

游戏

一个村庄逐日成长了。美术教室的大桌子上,粘土做的模型简直能以假乱真。

六、七个小孩在桌子旁,一面聊天、一面做模型,一做就是好几小时。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马、树、车子、卡车、动物、栅栏、人们……。而且做得非常好。例如每一辆车子的引擎盖子都可以拿下来,里面真的有一个引擎。汽车还不到一个手掌大。人物大约有一根手指长,有衣服、有表情。屋顶上有屋瓦、墙上有门、屋子里有桌子、椅子。

全都是粘土做的。他们努力工作了两年。这是一场重要的游戏

没有人敢说这一群八到十四岁的男孩子是在做美术作品,他们会很生气的。没有大人帮忙。对他们而言,这全是游戏。很认真的、专注的游戏,没有限制的玩耍。

学校里每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俱乐部。通常是九岁、十岁的时候开始,偶尔有几个小一点的跟班。每个俱乐部通常维持一、两年。俱乐部有自己的总部。一开始是树林里的一个旧木寮,后来木寮倒了。然后是马厩里的一个小房间。接下来是主建筑里的一个衣橱,但是消防规定不允许他们待在那里。之后,总部可以是任何“秘密基地”,有着想像的墙和屋顶、地毯、桌椅、仪式、计划、守卫。很复杂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些孩子都非常忙碌,非常专注。

游戏在我们学校是很重要的事。我想,对于别的孩子和童心未泯的大人而言,游戏永远是很重要的事。教育专家总是怕孩子游戏的时间多余学习的时间。偶尔,心理学家会分析游戏里的学习价值——例如肌肉训练、创意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任何使游戏听起来更像学习的藉口。

在瑟谷,游戏是生活的一大部分,也是学习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学到的,不是那些心理学家分析的结论。他们在其中学到如何专心,如何没有限制的尽情表达,不顾劳累、不急迫地、不用做到一半停下来的专注。他们学到的教训,会跟随他们一辈子。

学校里的孩子,尤其是小的孩子,整天玩得忘了吃、忘了休息。到了下午,他们饿扁了、也累扁了。他们努力工作了一天。

虽然游戏这么复杂,用的工具和设备却很简单。

创校时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由有限的经费中挪钱买“必要的”玩具,尤其是给年纪小的孩子玩的玩具。我们买了一般幼稚园里有的玩具。

第一年过去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没有人要玩这些玩具。少数被派上用场的玩具也完全不是原来设计的玩法。

孩子们最爱玩的是椅子、桌子、衣柜和校园里的树丛、石头、隐秘角落。他们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想象力

虽然没有人玩,学校里的玩具却有增无减,总是有人捐玩具给我们。十二年后,我们把四分之三的玩具收进纸箱,堆在阁楼里。阁楼很干,应该可以放很久不会坏掉。

也有例外。大孩子喜欢玩大富翁,一玩可以玩好几天。一个叫“危险”的游戏流行了四年,训练出一群军事专家和地理专家。当然还有“地窖的恐龙”也流行了很久,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小玩意儿。这个游戏比别的游戏更容易受到外人认可,因为它比较有“教育性”,例如可以学到中古世纪的历史。

我们认为游戏是重要的。我们绝不干扰游戏。各个年纪的孩子都忙于游戏。我们的毕业生出去之后,一方面懂得如何全心全力投注在他们要做的事上,一方面仍不忘记如何欢笑、如何享受人生

图书管理

我以为大家会为了黄胶带而吵翻了。

为了图书管理规则,我们已经开了无数的会议。图书管理员宝拉很热切的辩解:“小孩子的书必须贴上标签。黄色胶带最好,最明显。”宝拉以前做过学校图书管理员,觉得需要改造我们的图书管理方式。可是老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我一直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贴标签?难道我们怕小孩子误读大人的书吗?”

大家争论不休。宝拉担心小孩子拿了比较深奥的书,会对读书这件事产生反感。在她看来,大人的世界对孩子而言是有点可怕的,大人需要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

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黄胶带代表了大人对孩子的不信任。再一次证明了大人完全不了解小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和征服未知世界的决心。

经过好几个月激烈争执,终于投票了。黄胶带输了。宝拉不久后辞职,连学校第一天开学也没看到。她始终没能看到我们图书馆里的实际运作。

其实,说是“运作”有点不正确,应该说是“非运作”。对我们而言,图书馆是一种资源,每个人想得到知识的时候,可以去查阅资料的地方。

令人痛心的是,所有的图书馆都那么死气沉沉。首先,我们不喜欢把所有的书全都集中放在一间房间里。在那里,图书管理员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人,大家都得非常安静,只能小声耳语、谨慎走动。我们希望到处都有书,舒服、自在、容易拿到、随时可以读,不用借阅

我们要孩子们随兴拿书看,越多越好。我们不怕书被弄乱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多好书。人们喜欢读的好书。

因此我们需要有新的购书方法。老方法似乎不适用。我们不觉得以图书为业的人会了解各行各业有什么好书。只有各行各业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好书。

我们的方法很简单,也不费钱。我们要求大家把自己的书捐一些出来。这些书都是各个人挑选过的、有兴趣的、有用的、特别的、喜欢的。瑟谷的书一向是由大家这样捐来的。

当然,不是每本书都是好书。哪个图书馆敢号称自己的藏书都是好的?挑任何一本书,都可以为了它好不好,吵个不完。至少我们的书都是经过某些人亲自挑选和认可的。

很快地,学校的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书。每一年,我们都做新书架来放更多的书。

有时候,书实在是太多,要把我们淹没了。我们只好卖书。

有时候收到的书实在是太多、太奇怪了。有次我们收到全套麻省立法记录,谁也看不下去。也有人送来许多科学文献,没人看得懂。我们通常把这些没人看的书捐出去或卖掉。大部分的书会上架,孩子们会去翻阅。

当然我们也买书。如果某人有特殊需要就提出申请。

七〇年代中期,我们收到教育局的信,里面有一张支票。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教育水准,给每一家学校一笔图书经费。国会大概觉得看书是好事,学校里应该有更多书。出版商大概乐见其成。

不管需要不需要,这笔钱就在那里。我们起初想退回去,可是好像不太好。于是我们拿了这笔钱,交给校务会议,供大家买书。美国总统一直换人,政治一下子右倾、一下子左倾。这些图书经费倒是源源不绝地寄来。

那么黄胶带呢?

我们做了一些让步。小小孩子的书没有被放在书架高处。它们被放在低处,使小小孩子不需要爬梯子就可以拿得到了。

可是没有贴标签。我们不希望哪个小孩在看大人书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在干什么!干嘛偷看大人的书?”

我们也不希望大孩子看小孩子书的时候,被别人看到了觉得不好意思。

时间表

瑟谷没有上下课的钟声,没有课表。

任何一个活动要维持多久,都由成员决定。这要看个别需要。时间够了,就是够了。

学校每天由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有的人早上九点进了暗房,忙得忘了时间,到下午四点才又冒出头来。

十三岁的杰卡坐在拉坯机前。早上十点半。他开始拉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四周人来人往。他的朋友去踢球了,他没有去。三个小时了。下午两点十五分,他站起身来。今天没有成品。拉出来的陶坯都令他不满意。

第二天,他又去试。这次拉到下午一点,拉出了三件满意的作品。

十一岁的汤玛士和纳森从早上九点开始玩“地窖与恐龙”的游戏,一直玩到下午五点。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他们玩到下午两点,决定暂时不玩了。

九岁的雪莉窝在椅子上看一本书。她回家后继续读,连续三天,直到读完了。

六岁的辛蒂和雪伦到树林里散步。很美的春天。她们一去便是四小时。

丹第一次钓鱼便迷上了,他天天钓鱼,连着钓了三年。

在瑟谷,时间不受管制。时间的使用无所谓“有意义”、无所谓“浪费”

时间在这里,是生命内在的律动。生命在进行之中,事件不断发生与结束,时间就随着每一个动作往前自然进行。

没有午餐时间。任何时候,饿了就吃。早上十点半、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半、下午五点。小熊维尼的钟永远指在上午十一点。他总是有点饿,总是可以说:“十一点了,可以吃午饭了。”任何时间都可以是十一点,都可以吃点东西。

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孩子们照着自己的时间表成长。我看过孩子一下子进步很多,又一下子停顿不前,好像永远不会再进步了似的。我看过孩子整天做白日梦,然后慢慢地回到现实。

如果学生需要更多时间,我们就把学校钥匙给他。有的早来,有的晚走,有的周末假日也来学校。

学校完全尊重每个人的时间规律。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我们让每个人或早或晚地找到自己。

学生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很珍惜这种自主式的时间表。我常常听到大孩子说:“学校给我时间,让我找到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专心会使人忘记时间。我读到伦琴发现X光的描述时,非常惊讶。伦琴兴奋得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好几天,才带着实验结果出来。这位沉默木讷的物理学家,为了专注于自己的实验,连放在实验室门外的三餐也没有碰。

天才都具有完全的专注力,往往不会留意时间的流逝。有人会说:“可是那是天才呀!”但是我们在某一方面,也有我们的才能,也有专注的潜力,也需要暂时忘掉外在的时间步调,倾听我们生命中自然产生的韵律。

个人的时间可以自由,学校的时间却要求准时。这是对别人的尊重。几个人若约好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见面做某件事,准时便是一种义务。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以便大家能够配合。

校务大会于每周四下午一点准时开始。不想去可以不去。但是想去就要准时。课程也都准时开始,否则就取消不上。任何外出都准时出发,迟到的人就不能去。公众生活中,个人的时间表必须遵守团体规定。

时间的自由使得混龄教育行得通。年级不再是个问题。六岁大的孩子、青少年、毕业生、老师、家长……都可以互动,人的个性比年纪更能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尼尔·波尔曾经与十年不见的老友重逢,两人重拾十年前未完的话题,完全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在瑟谷,这种情形一点也不稀奇。

在瑟谷,时间是属于大家的。

学习

瑟谷教我们的是:虚心向学。每一天,我们面对自己的无知,与它奋战,不得不虚心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学习”本身,便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当初踏入教育界时,自以为对教育有所了解。

我还记得自己早年在大学教书的经验。我懂得自己教的内容,我也读过心理学和人类发展学。我的学问这么丰富,我在世界顶端,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给我的学生。

现实逐步入侵。首先,我发现学生坐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有兴趣,实际上是无聊死了,他们才不在乎。然后我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会说:“这一点很重要,课本上没有的。”一点用也没有。考卷收回来,答案全是课本上的那一套。

我读更多书、更努力了。可是事情没有改善。我的同事也都有同样的困难,不管他们努力不努力。慢慢地我明白了,只要学生没兴趣,不管我怎么教、怎么威胁利诱、怎么启发,都没有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们根本不懂学习是怎么一回事,不管一个人想不想学。

有时候,我觉得学校像是国王的新衣。年复一年,大家自认为是教育专家,努力地提供教育给孩子们。教育不成功,就花更多钱来改进。

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不管你怎么教,孩子想学的时候,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学会

在瑟谷,我们不断看到这种现象。我从来不懂孩子是怎么学会的。

在瑟谷,我们不假装懂得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只是在这里陪着孩子成长。他们要求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帮忙,否则我们只是站在一旁。

这些孩子的学习过程都不尽相同。皮亚杰若是看到了,会大吃一惊。学习阶段?认知过程?每个孩子必经的学习阶段和认知过程根本不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用同一个方法学习。少数用类似的方法学习。每个孩子都如此不同,如此特殊,我们只能虚心地看着他们摸索。

所有的孩子都随时在学习。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老师们只是次要的角色。

孩子们会利用书籍、别的孩子、工具、大人来学习。主要的工具是他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他们去探索、去掌握、去了解四周。

他们观察四周的世界、了解它、体验它。他们不是整天坐在教室里。

他们学会与人相处,因为他们四周全是人——不同年纪的人。

他们学会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必须得学会负责。杜鲁门总统桌上有个牌子写着:“为自己负责”。没有人会为别人负责,他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

每天看着这些孩子,让我不断学到一些新东西。例如有人认为:“如果你让孩子自己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比较轻松的一条路,他们绝不会面对困难。”每次有人这么说,我心里都会想:“你都看到了哪些孩子?”有时候我真的就说出来了。

真正的情况绝非如此。孩子们通常选择了比较困难的一条路。真的。

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真的是这样。孩子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勇于迎接挑战,克服弱点。

手脚笨拙的小孩整天打球;怕数学的小孩猛读几何;没人缘的小孩不断试图交朋友;朋友有一大堆的又爱找时间独处。每个人都有极深的挣扎和极强的决心。

接收过传统教育的小孩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会选择回避它,而不是克服它。其中,手脚笨拙的小孩不会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怕数学的小孩最多因为成绩压力被迫补课,没人缘的小孩会选择停留在原本的小圈子里。他们很难下定决心突破自我局限,除非受到重大刺激,否则这一特性会伴随他们一生。

然后是五育均衡的观念。“你得逼他们什么都学一点,孩子需要在学校里接触不同的东西。不去管他们的话,他们会变得太狭窄了。”

这完全没道理。首先,人类文明如此巨大,谁有资格为大家决定,哪一些值得学、哪一些必须学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想法。况且,现代社会资讯如此发达,哪个孩子不是天天吸收了一大堆资讯,还需要我们操心他们会太封闭吗?同样一批人,今天说孩子们太狭窄封闭,明天又会说孩子们被过度刺激了。最后,为什么狭窄就不好呢?对谁不好?莫扎特吗?爱因斯坦吗?莱特兄弟吗?这些人之所以伟大,全是因为他对某一件事专注的成就。他们可不是五育均衡的。

这全要回到“虚心”原点上。聪明人只比笨人少笨一点而已。别去管那么多吧!孩子们会学到他需要的东西,也许更多。只要我们不去干预他——除非他要我们帮忙

评量

有一天,我和一个六岁大的男孩丢球玩。我一直“鼓励”他:“好球!丢得好!接得好!”忽然,他很生气地把球丢到我身上,吼着说:“我不要跟你玩了!你乱讲。我丢得那么烂,你还一直说我好。你在装蒜!”

他说得对。我错了。这也是我在瑟谷学到的一个教训。

瑟谷不打成绩。学生评量自己的进步。大多时候,他们的评量标准很严苛,往往要和外界最好的成绩相比较。

数学评量很简单。乘法、除法,会了就是会了,不会就是不会。其他的计算也一样。如果不懂,他们会找人帮忙,直到弄懂为止。修车的孩子知道自己会修什么部分、不会修什么部分。会修的部分越多,他越是个好的修车匠。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他还不会修些什么。

每个活动都是这样。塑陶的人见过专业陶艺作品、画画的人看过许多画、写作的人读过书、演员看过戏、学乐器的人听过音乐会或唱片。他们心中自有好坏,每个人会自己订定目标去努力。

通常,和完美目标比较出来的自我评量是很令人挫折的。做得不好,几天或几星期的努力全都报废了。我不只一次地问学生:“为什么要撕掉这张美丽的画呢?”他们总是说:“因为太丑了!”

挫折引起愤怒、坏情绪和自我批评。想安慰他也没有用。“做得很好呀!”的真正意思是:“以你的年纪、以你的程度,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这才不算安慰。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些安慰的话听起来非常空洞、无用和虚伪。

有些时候,挫折引起的自我批判会严厉到使他们放弃努力。不过大多时候,他们会一试再试,直到他们可以来跟你说:“这是件好作品。”

有时候,孩子们会寻求外界评量,使自己进步。他们会要求诚实公正的评量。每一个学徒都在寻求外界评量:他一方面在师傅那里接受训练,一方面得到师傅给他的评量。

这全要看孩子和科目而定。很多人来找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看一看、改一改我写的文章!”这些孩子又聪明又会写,可是文章里就是有哪一点不对劲,希望我帮忙。

既然来找我,我一定乐于帮忙。他们说:“够了。”我就放手。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瑟谷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校规。

瑟谷精神之一是我们不评断任何人。我们不拿人和人互相比较,或与任何标准比较。对我们而言,“比较”就是侵犯学生的隐私和自主权。

学校不是法官。如果学生要介绍信、老师也答应写介绍信了,他必须使用私人信函,而不能用学校公函,因为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瑟谷学校的立场是不写介绍信的,因为每个人都很好。

这个政策是会造成某些困扰。一次又一次,申请大学或工作的文件被退回来,因为表格上要求高中成绩单和介绍信。我们会写一封信,很客气地解释我们的种种政策。我们说明瑟谷不打成绩、没有成绩单。十之八九,对方会接受我们的解释。学生得靠自己去说服对方。这才是应该的做法。

另外十分之一的情况则很有趣。有时候他们会不断地送电脑列印的信来催件。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也不断送信过去,直到有人能亲自处理这件事。有些时候,会有人打电话来:“你们能不能多多少少给我们一点评量?就在电话里口头评量一下?反正没有别人会听到。”我们只能很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不能。

以我们所知,我们“不打成绩”的政策并未给学生造成损失。也许给他们制造了一些麻烦。可是这种困难也是瑟谷精神之一:学习自己订定目标、克服困难、达成目的。在学校里,因为这种不打成绩的政策,孩子们之间无需比较,也无需争夺大人的偏爱。在瑟谷,大家总是互相帮忙,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避雷针

马克吐温有个关于避雷针的故事很有趣。有个卖避雷针的推销员,说服了一位顾客买了许多避雷针,装在房屋各角落。打雷的时候,这位顾客待在房子里出不去了:避雷针把所有的雷都吸引来了,房子外面笼罩了一层雷电。

我们创校之初,就是这种情形。六〇年代末期,瑟谷成为教育改革风暴中的避雷针。

当时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一连串的政治冲突使得国家陷入分裂、人民愤怒、暴力充斥。学校也不例外。

新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窜起。不满体制教育的老师、家长或政治团体,甚至于学生本身,都出面成立学校。许多自称为“自由学校”。后来都称为“另类学校”或称为“非体制学校”。

瑟谷和这些学校不同。我们早就在人类历史、学习方法、美国经验中,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人生哲学与目标。一九六八年,因为命运使然,我们终于有机会建校。当时整个麻省东部,只有我们一家另类学校肯收青少年。即使是国小阶段的另类学校也只有少数几家而已。

对很多人而言,他们没工夫去细细挑选学校。我们成为另类学校的避雷针。大家一窝蜂似的跑来登记入学,根本不管我们在说些什么。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大部分的家长其实是想要一个改良式的体制教育。他们要学校紧紧盯着学生、好好辅导他们、加强教育。这跟我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起初,他们耐心等待。学生也在等待。他们相信我们提供的自由自主只是一种手段,使学生觉得自在的手段。几个星期后,老师们一定会出面,会很温柔地拥着孩子的肩膀说:“好啦,强尼,你已经玩了好几个星期了,该用功了吧?要不要我们帮忙?”

可是我们一直不干预。我们坚守原则。大家慢慢意识到我们真的不会干涉孩子的自主学习。孩子们真的可以自由选择。

这下可热闹了。一半的家长用着政治革命般的怒火与学校对抗。经过一个月的战争,学校活下来了,我们继续工作。

创校的战争与分裂,使得我们不再是教改避雷针。申请入学的人比较了解我们了。他们不再把我们和别人弄混。

有位朋友曾说:“我知道你们和其他改良式自由学校的不同在哪里。”

我心存怀疑地问:“在哪里?”

他说:“在你们学校,你们要学生做他喜欢的事情;在其他学校,他们要学生喜欢他做的事情。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从来没打算要娱乐学生、鼓励学生、引导学生去学一些“应该学”的东西。我们从来不觉得开开心心是最重要的事。在瑟谷,现实更重要。为了学习、为了成长,每天的挣扎、失望、失败和别人追求的快乐与满足是同样重要的——或许更重要

这些想法已经没有人争辩了。我们不断地看到自主学习带给孩子的好处,我们的信念易发坚定。

我们成为另一种新的避雷针。或许更正确的说,我们是一束光,吸引着各地有相同理念的家长,为孩子提供一个真正自由的学习环境。

自在生活

在学校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你可以让学生坐在规定的课程中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习,更可以让他们在校务的运作中学习。学习的对象可以是教师,可以是同学,也可以是比自己还小的孩子。学习的事情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学习的方式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是对的,只要不断的去检视,修正就好了。如果整个学校都处在这种学习的气氛之中,那么孩子们便会逐渐意识到:“其实学习便是一种生活,而生活也是不断在学习之中。”那么孩子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抱着这种乐观的态度,自在生活。

校务会议

每周四下午一点整,校务会议准时举行。主席就位,又一次会议开始了。

校务会议是学校的生命中心。校务会议主导瑟谷的一切。学校生活的大小事情都由校务会议决定。所有的决策权也都由校务会议掌握。学校几个重大决议案都是在这个会议中决定的。

一九六八年,经过连续六小时的会议讨论之后,成立了学校的法庭制度。十一年后,法庭结构改变。六年后,法庭结构再次改变。这些改变都是经由许多校务会议中的讨论而产生的。

所有严重犯规在此讨论,法庭判决也在此公告。

学校各项规定都是在校务会议中提出、讨论、投票通过。这些全部汇集在学校的“律书”中。

偶尔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出现。早期学校里常有纸屑,我们老是在想办法维持整洁。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人非常在意纸屑问题,有的人则毫不在乎。爱整洁的人没有法子说服那些不在乎整洁的人。于是杰克建议:“爱丢就丢,爱捡就捡。”这真是自由到了极致的地步。大家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条规定维持了两年,不在乎整洁的人才投降。

学校社团经由校务会议同意成立;教师聘约由校务会议发出;特别开支在校务会议中审核;个人申请经费也在校务会议中提出。

任何一件事都有可能争论不休。有些重大决议只花十五分钟就通过了,有些小事反而花几个小时讨论。

丹尼斯想在学校贩卖铅笔,一枝十分钱,让学校抽一成。但是学校已经有个铅笔贩卖机,一枝卖二十五分钱,而且已经有了足够用五年的库存铅笔。如果让丹尼斯卖铅笔,不是要让学校的铅笔卖不出去吗?会议忽然成为热烈辩论场。

很多原则被拿出来讨论。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学校铅笔贩卖机的历史都谈过了。没有人事前想象得到,这么一件小事会引起任何讨论。

不论年纪大小,每一个学生都在校务会议中拥有一票。每一位老师也有一票。既然学生比老师多出七倍以上,他们对学校具有实际的主控权。

创校时,我们不知如何把校务会议合法化。在麻省法律里,小孩子没有像大人一样的法律权力。我还记得学校聘的两位律师来回踱步说:“你要让四岁、八岁、十二岁的孩子和大人一样拥有投票权?”这两位律师都是很热心、很支持我们、很有成就、长期为公众服务的人。他们就是不能接受这个观念。但是他们还是找出了解决的方法。

校务会议对全校开放,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到场。只有在场的人才有投票权。不能授权投票。学校就像任何民主社会一样:关心某个议题的人便会来开会投票,不关心的人就不会来。

你只要看一看来的人是谁,就可以猜到讨论的提案是什么。如果忽然来了一大群喜欢运动的小孩,一定是要购买运动器材。三个十二岁的小孩出现,八成是想开家小店卖东西。有些人总是会在场。这些关心学校事务的人,不分年龄大小都有,就像任何一个城镇一样。

你不需要由在场的成员去猜测提案内容。每周公告提案内容,让每个人都知道有些什么提案。创校不久就开始这么做了。

校务会议有一定程序。主席熟悉程序,别人也偶尔帮忙主席。主席点到的人才能说话。每个人都是对主席说话。全场必须安静守秩序,否则主席必须干预制止。几乎全部都采用多数决议,每一个重大决议均需二读通过。花两次会议做决定的目的,是让大家有充分时间想清楚。

除了少数几年之外,主席都是由学生担任。主席在校务会议中每年选出,任期一年。

校务会议非常有效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很多事。会议很少超过两小时。以每周两小时的时间主持全校校务实在是很少的。创校初期,常有人批评我们会议太正式了。他们说:“会议应该更温暖,更顾到大家的情感需求,让大家有机会发泄一下心情。”有些人受不了多数决议,他们认为要好好讨论之后,达成一致决议。

瑟谷的民主制度远溯自古希腊时期。我们从未后悔过。这种人人有份的民主制度适合我们。我们引以为傲。

危险

第一次有个十二岁小孩爬到大树顶端时,我们的心跳几乎停止了。他在七十英尺的树顶,骄傲地向我们招手,人影小得几乎要看不到了。我们站在地上,满脑子危险意识。

大树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有一连串有关危险的讨论。我们越讨论越发觉校园中危机四伏。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危险地带,孩子们也会找到。

每个孩子都可以自由行动,随时自由来去。校园没有栅栏。我们注定了得担心。

一开始我们很天真无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开放校区。”学生随时可以离开校区。我们小时候多么痛恨学校像监狱一样,把我们关起来!我们觉得学校和监狱不应该是一样的。在瑟谷,我们打开房门,把锁匙丢掉。

头几个月很好。有一天,我们发现两个八岁小孩走在街上,正要去镇上买比萨饼。八岁的小孩独自走在大街上!我们全吓呆了。

警察局花了几年才真正接受我们。我们经常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找到了“离校出走”的孩子。

然后是学校一角的“岩石区”。这些大石多么美丽——直到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决定在那里攀岩。这些岩石忽然显得非常恐怖了!

小溪又是另一个问题。小小浅浅的溪水,由谷仓旁边流过。它叫做鱼饵溪,典型乡下小溪,美丽而平静。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条小溪有多危险。河床石头是滑的,还会摇动。到处是小坑,有的深达两英尺,足够一个四岁孩子淹到脖子。

我们发现,环境中不论任何东西都是危险的。树、石头、走廊、路、溪流……。即使是草地上也有地鼠洞,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

我们知道有危险,但是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孩子只有活在真实世界中,才能学会适应和判断。我们觉得只有让孩子为自己的安危负起责任来,才能真正学会负责任。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教育,他们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就像任何理想一样,这个理想也受到了严厉的试探。校园危险不断地试探我们。

即使知道我们必须坚持理想,我们仍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知多少时间讨论。这是学校的大人们彼此安慰打气的方法。

结果呢?这些危险对孩子而言,都是挑战。他们用耐心、决心、专心和小心面对这些挑战。人是会自我保护的,不会自我毁灭。真正的危险是给孩子太多限制。限制本身会成为一种挑战,“打破禁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小孩子反而会忽视安危,以身试之。

因此我们一切顺其自然。是有不少小伤小痛,有的洗一洗、贴个绷带,孩子马上又可以去玩了。大部分连这个也不需要。这全是生活中必不或缺的痕迹,孩子们完全不以为意。最严重的一次意外是一个八岁女孩由溜滑梯上倒着溜下来,重重地撞到肩膀。

我们只有一个规定,也是当地政府的规定:不可以进到小池塘里去。每个人都同意池塘是危险的。这些危险不易察觉,而且一旦碰上便少有第二次机会。不论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保险公司,都不能容许孩子们随意进池塘。

校务会议通过,绝对禁止任何人进池塘,就连把脚放进去凉一凉也不可以。冬天结了冰也不可以上去玩。

这件事被提出来讨论后,投票决定。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投赞成票,但是这条规定从来没有人挑战过。多年来,偶有几个小孩子把脚尖沾湿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入水过。

池塘四周没有围篱。

大树仍在那里,每一年都有新的学生爬上去。每一年都有学生克服了高度,再把他们的秘决传给新生。

我们的学生自由地来来去去,比萨店和警局都逐渐习惯,附近邻居也见怪不怪了。

学生在瑟谷学到的重要事情之一是:如何面对每天生活中的危险。在瑟谷,他们不受限制地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中

荣誉制度

池塘不是唯一需要自我约束的地方。整个学校都用荣誉制度。

例如上锁的问题。瑟谷的人很不喜欢用锁。有一阵子,全校没有任何锁。

每个人在学校里都有一个抽屉放个人物品。这些抽屉是私人的,用来放各种宝物。每个人都不可以开别人的抽屉。这些抽屉都没有上锁。

很少有人掉东西。有时候会有人偷看别人的抽屉,都会被提交法庭处理。

尊重个人财产与隐私有时候会造成问题。规则中说不可以在抽屉中放食物。有时候我们闻得出来有人犯规。有一次,抽屉的主人刚好不在。

怎么办呢?这引发了很多的思考。我们到底要不要打开抽屉拿出食物呢?争论了好几天之后,我们实在受不了食物腐败的臭味,而且也怕有更严重的卫生问题产生,于是我们打开抽屉,把腐烂的食物弄掉。

荣誉制度这么深植人心,我们都习以为常,不再去想它了。皮包、皮夹、背包、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放在那里没人管。没有人会去碰它。

有人犯规时,处罚是又快又严的。破坏荣誉制度的人会发现没有人能容忍他的行为。

信任与尊重的感觉,比我们想像的都深刻。大家都能遵守。偶尔有正在假释期的少年犯或小偷入学,但是他们反而是维护荣誉制度最不遗余力的人。我们曾经收过一个偷车贼。他却是学校里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孩子。

荣誉制度靠的是执照系统。每一件事都有执照。

学校里充满着工具和设备仪器。暗房、电脑室、厨房、工厂、美术室……到处都有。校务会议的规定很简单:每个人都要先学会怎么使用设备,然后就可以使用。学会了就是“有执照使用”的人,可以随时使用。

由懂得使用的人审核别人,并且发照。有执照的人,名字会在名单上,名单贴在仪器旁边,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即使是最危险的工具也是这样处理。越危险的工具,发照程序越复杂。但是用的人完全不分年纪。

这也就是说,有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会去使用复杂或危险的工具。十一岁的孩子独自在暗房中、十二岁的孩子在工厂里、九岁的孩子使用厨房……这些小孩子比谁都小心,一心一意要证明自己够大了,可以做得和大人一样好。执照开放给每一个人申请,因此没有人需要偷偷使用不准用的东西

偶尔,我们会很为难。

刚买电脑的时候,我们怕电脑很容易丢掉,我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电脑被人半夜偷走。除了锁在柜子里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学校终于有锁了!

随之而来的讨论足以令任何哲学家动容。学校不也是每晚锁上的吗?可是大门的锁是对外的,不算是在学校里。那是防外人的。电脑柜子的锁也是对外不对内的,虽然它是在校内。这锁不是冲着自己人来的,是怕外人进来偷。

锁装好了。每个人看了都头皮发麻。校内任何通过电脑执照的人都有一把钥匙。

几个月后,大家受不了啦!校务会议中多数决议,花了好几百块美金装了一套保全系统,把电脑固定在桌上。

大家很高兴地把锁丢掉了。

多年来,很少有东西遗失,很少有东西遭到破坏,很少有人不尊重学校。一百多年的建筑,用了这许多年,状况比创校时还要更好。

荣誉制度使学校充满了一股信任与有尊严的气氛

运动

九月的一个晴天。屋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人。

我由缝纫室的窗口向外看。每个人都在草地上玩游戏,欢笑不断,孩子们到处奔跑。

一个小时后游戏结束。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回到屋中,又饿又渴,但是非常快乐。

孩子们谈论个不停,似乎游戏双方都赢了。

这种情形整年都一样。由旱秋到冬天、春天到夏天,院子里的足球、溜冰、冰上曲棍球、篮球、垒球等活动总是不间断。没有设备就利用废物代替。

不管是哪一种运动,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要玩的人就可以玩,不管他年纪大小,也不管他玩得好不好

垒球可以五个人玩,也可以是十五个人玩。六岁大的孩子和十六岁大的孩子一起玩。男孩、女孩也一起玩。

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

一个笨手笨脚的八岁孩子上场打球。各垒有人。他的队友在本垒后方给他大声加油。他挥棒了,球掉在投手板和三垒之间的地上,他拔脚快跑,安全上一垒。大家欢呼不已。

下一个人是个明星球员,十八岁的大个子。他打了一支长打到外野,直直飞向一个十二岁孩子——他没接到。两个人跑回本垒。没有人说任何话。

球赛一局一局进行。孩子们打击、三振出局、失误……。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你看不出来谁打得好,谁打得不好。得分?只有少数人在留意。好像是十比一的样子。

一个半小时后,大家同意球赛结束。没有人垂头丧气。没有人责怪别人。

他们玩得很开心。这场球赛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不分男女老少、体形大小,瑟谷的人都懂得怎么玩得开心。

气氛总是很兴奋、充满生命与活力,也总是充满欢笑。

这不只是发生在打垒球的时候而已,而是所有体育竞技项目。大家只想运动运动、待在户外、开心一下。

一个秋天早晨,学校创校人之一的明西醒来,忽然想到:十五年来学校都没有买任何橄榄球盔甲。她吓了一跳,马上开始担心起来。学校似乎太不负责任了。各处的高中橄榄球赛都年年传出孩子受伤的新闻。有些学校甚至因此禁止学生玩橄榄球了。

明西在校务会议中提议禁止玩橄榄球。

那次校务会议是学校有史以来到场人数最多的一次。辩论十分谨慎温和。说话的人都是平常玩橄榄球的人。慢慢地,大家开始了解球场上的实际状况。

一个壮大的青少年说:“瑟谷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玩球受伤的,因为我们都很小心。这是球赛的一部分——不伤到别人。我们总是记住这一点。我们不会伤害别人。”

另一个说:“打橄榄球比在马路上走路更安全。”

小孩子一致点头同意。他们从来没有被大孩子推挤、欺负过。

提案经过二读及两次辩论,被绝大多数票否决。辩论到最后,我甚至不确定明西本人仍然赞成自己的提案。

第二天,我仔细观察一场篮球赛。比以前看得更仔细。六英尺高的大个子和小小孩子一起在停车场改建的篮球场上玩。篮球可以很粗野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典型瑟谷风格。

大孩子会和大孩子推挤争夺,可是从来不碰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彼此互相推挤,而且一直去推挤大孩子,好像是蚊子推大象似的。没有一只大象打蚊子。没有一次。

在瑟谷的运动真正具有运动精神。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赢家

露营

对我们学校而言,户外课程和室内课程一样重要。访客很容易由孩子的脸孔、身体、动作和肢体的自由,感觉到这一点。

许多年前的一个秋日,我们想:“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干脆我们去露营,整天在户外活动多好。去新罕州的白山露营!”我们在公布栏贴出公告招兵买马。

三十个人报名。我们借了一大堆帐篷、组织了车队,准备出发。每个人都有一张清单说明要带些什么。每个人都缴了费用。

十月十日,我们向法兰科尼亚州立公园出发。我们兴致高昂。抵达时,营区空无一人。十月里,没有多少人想去露营的。我们搭了帐篷、爬上一座小山头。景色优美极了。下了山,我们升了营火,煮了晚餐、说说鬼故事、快乐疲倦地睡着了。

那个夜晚下了雪。一直下个不停。这场风雪的范围很小,只限于几座山头。我们是其中之一。

清晨三点,积雪四英寸,一个帐篷被压垮了。一阵混乱。花了一个小时找到每个人,安静下来。大家都冻坏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围在营火旁取暖。没有一个人睡得好,又湿又冷。早餐是冷的,什么都是又湿又冷。

我们迅速拔营,垂头丧气地回家了。过了十年,我们才敢再尝试秋季露营,而且只敢过一夜,地点也改在摩娜诺克山——离家近多了。

有了这么凄惨的头一回,学校就不敢到野外活动了吗?才不可能!只要换个季节就好了。那年春天,大家又想去露营。四天三夜。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法兰科尼亚之旅的痛苦回忆。小孩子说:“那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大人可不这么想。

我们决定六月底去露营。这回往南走,到鳕鱼湾去。目标尼克森州立公园。那里的六月从不飘雪。

这次完全成功了。我们在湖里游泳、在林中散步、到海滩和沙洲去、还去了普文斯顿观光。

自此增添了一个新的瑟谷传统。我们每年都会去鳕鱼湾一周。谁都可以参加,只要他受得了离开家,一整个星期住帐篷,而且会照料自己。下雨也去,似乎没有人在意。游泳衣反正是湿的,而且还不会被大太阳晒焦。

不多时候,就成立了露营旅行社,负责设计举办各种露营及旅游活动。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关于露营的事。

自从第一次鳕鱼湾之旅就开始了。玛姬很生气:“你叫这做‘露营’?简直像是在住五星级大饭店。换成迈阿密海滩还差不多。泳衣、观光、热水浴、大餐、坐在那里发呆。这怎么算是露营?”

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本来就没有真正想去“野营”,大家只想在户外度个假而已。

热衷露营的人气坏了。但是他们还是决定第二年照样跟我们到鳕鱼湾去。也许会好玩也不一定。一切照旧。

不但照旧,而且还增加了。由法兰科尼亚之旅恢复过来之后,我们的秋季露营仍然照常举行,地点改在摩娜诺克。过了几年,又添了维蒙州其林顿镇的冬季滑雪。不搭帐篷,但是还是用睡袋。

想办正宗野营的人也自有办法。他们组织了爬山野营和冬季越野滑雪的队伍。人数不多、日数也不长。野营的次数并不那么多,但是只要人数够了,他们随时可以动身。

玛姬很快的接受了我们的旅行风格。至少大家真的是在户外,而且还那么开心,又学会了照顾自己。

很快地,她变得越来越热心了:“小的孩子不能跟着去露营,心里很难过。我们何不在学校院子里搭帐篷过夜?”这真是好主意,小小孩子全部报名了。

每一年六月初,不能去鳕鱼湾的小小孩子在学校露营一夜,他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露营,不多久就可以跟着大家去鳕鱼湾了。

玛姬变得不在意了。也许这些小孩有朝一日会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野营专家。

委员会及委员

每年秋天学校开学,校务会议要选出各式各样的委员和委员会,来操作学校每天的大小事情。

我们最不想要做的就是一堆繁琐的行政公文。所以我们用典型瑟谷精神处理行政事务。校务会议说明工作特质,大家选出一个人来做。没有人连任,每一个人都做一年,不论是小孩或大人。

谁来整理电话留言?谁来分发信件?谁来采购行政用品?谁来管理档案?我们创造了一个行政委员做这些事。谁来修屋子?房舍维修委员。谁来修院子?庭院整理委员。

比较大的任务,牵涉到更多人、更多不同意见的工作则交给委员会处理:经费管理委员会、室内布置委员会、公开委员会。

委员们来来去去的。有任务了就选个委员,任务完成,没有需要了就解散。我最喜欢看到校务会议取消某个委员或委员会的职务,因为这表示我们不僵化,不维持非必要的行政结构

例如,以前有个开门委员,负责安排学校每天早上开门、下午关门的这件事。学校的钥匙全给了开门委员。开门关门轮值表有了、钥匙发了、谁拥有钥匙的名单也有了。几年过去之后,这个开门委员根本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于是我们取消了这个位置,把监督钥匙的工作加在别人的工作单上。

以前也有访客委员,负责接待川流不息的访客。有那么许多年,这个工作十分吃重。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人参观,同时不累惨自己。但是一旦参访政策及方法建立起来了,这个职务就变得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于是我们取消了访客委员,把工作移交公开委员会处理。

有时也可能产生新职位。创校多年后,我们发现有许多校友想保持联络。许多人会回来拜访。我们终于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使学校和校友之间的联络更方便。校方会议设立一个校友委员。

这件事正显示出我们多么不喜欢搞行政。至少花了五年才设立这个校友委员。在这之前,我们总是要求某个人去处理校友的事。校友组织了校友会——瑟谷之友——后,我们仍等了好几年,看他们会不会无疾而终。最后终于在校务会议中成立了校友委员。委员可不是随意增设的!

偶尔,我们需要把一个职位分为两个。我们不喜欢这么做,可是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要不就把职位一分为二,要不就把那个委员累死。

我们一直有一个招生委员,负责所有的招生事宜。招生委员得负责面谈、填表格、收学费。我们以为这些是一气呵成的任务。

其实不然。招生委员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通过面谈,他是新生与学校的第一线接触。通常,新的家庭会继续和他交朋友、解决疑难、问问题、发泄心中的焦虑。

可是收钱的时候,一切就变了。

一谈到钱,友谊就受到考验。前一天还是朋友、同志,一谈到钱,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

招生委员必须收学费。昨天还很友善的家庭和学生,今天忽然不再友善了。一点点小摩擦就完了。有时候只要提醒家长需要缴学费就足以惹出麻烦:“钱?你跟我要钱?你好不够意思!我们以为你人很好,会谅解别人。现在才知道不是。”

十八年后,终于有一个招生委员受不了,要崩溃了。我们终于想到把招生委员的职务分为两个:招生委员和注册委员。招生委员继续当大好人,注册委员呢?他可以选择吃头痛药或提早退休!

还有清洁委员。这件事得写上一整章。

清扫工作

多年来,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洁。

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环境负责任。学校是我们的,我们弄脏了,我们应该自己清扫干净。

创校的前几个月只有大人在,准备学校开学。也就是说,这些大人都得打扫。

学生刚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期待他们马上进入状况。他们需要时间习惯下来,学习瑟谷的一切。这也就是说,大人继续打扫。

每天放学之后,我们拿起扫帚、拖把,把学校上下打理一遍,把垃圾收好丢掉。我们很自得其乐。但是这却成为一场主要论战的起源。

创校初期,许多父母是附近的大学教授。他们很以身为学术界人士自傲。教师是一种神圣的职业。

太神圣了,怎么可以拖地呢?

某人说:“你在学生面前矮化自己。老师亲自动手扫地会使孩子看轻学识。”

另一个人说:“这是不良示范。他们需要角色认同。我们可不希望孩子长大当清洁工人。”

其他人说:“怪不得你们不多花点时间教孩子。”很多人对于自主学习渐渐失去耐性:“你们花太多时间清扫环境。”

我们不扫谁来扫?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自己不来帮忙,我们也没钱请清洁公司。

很快地,我们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了。许多家长在六〇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活跃过。他们关心的主题之一是:改善贫穷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的经验导致他们对学校提出的建议。

其中一个人到校务会议中建议:“我知道如何解决清洁问题了,每个人都会获益。老师必须停止扫地,而学校没有穷的少数民族子弟。我们可以一石两鸟:我们可以邀请贫民区的孩子来上学,学费全免,但是他们得负责清扫。”

全场立刻一片混乱。

老师益发坚定地继续清扫。

这些家长很快地就办退学了。

那只是第一场辩论而已。几个月后,我们决定该让全校师生共同来清扫。我们示范了这么久,该轮到全校师生发扬社区爱了。

我们创立清洁委员,负责采买用具和安排一个义工系统。校舍很大,很多清洁工作得做。

清洁委员苦苦奋斗了几年。有些义工来一阵子又走了。每天清扫变成每周清扫。

后来变成只有一小群师生负责全校的清扫。杰克建议:“想丢就丢,想拣就拣。”事实真的是这样。

校务会议中开始一个新的辩论。在民主社会中,一件必须做的事没有人愿意做的时候,怎么办?强制征募。我们辩了又辩,没有别的办法,终于建立了强制清扫轮值系统。不分年纪大小,每个人都得分派清洁工作。

清洁委员的任务可难了:首先,他得把工作组织起来;然后,他得确实执行。强制征募来的人往往工作得心不甘情不愿,我们的学校也不例外。

几年过去了,换了好几个累坏了的清洁委员。学校仍然乱七八糟。

再来讨论怎么处理清洁问题。哈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热心地要废除征募制度。

他说:“如果我们想把工作做好,就得付钱请人来做。我们可以在校内请人清洁。有很多学生想赚钱。”

很多人觉得这个主意不对劲。清扫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为什么学校要付钱请人来做?可是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哈利的提议通过了,他被推选为清洁委员,拿到一笔经费。

他热心地组织。哈利清洁公司不但有“办公室”——房间角落里有一张桌子,而且还有会计系统、复杂的工作排班表和训练计量。每件清扫工作都有书面记录,上面有检查结果和主管签名。

训练计量是他的最爱与骄傲。他自己曾经在专业清洁公司打过工,学到了几招秘诀。他手下的每一个新进员工都要经过仔细的训练,才能开始扫地、拖地。

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可惜没有成功。

征募制成员不好好工作不稀奇,但是花钱雇来的人一直做着无聊的清扫工作,也不见得百分之百认真。

学校又变脏了。再想办法吧!

后来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毕竟这是大家的学校,我们应该负责维持它的环境清洁。

士气时好时坏,在校务会议中花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讨论。最后,大家下定决心,要同心协力保持学校清洁。

到目前为止,义工制已成为学校传统。偶尔的大扫除排在周末,连家长也来。许多家长是常客。有些学者也会来。时代变了。

委员也变了。校务会议取消了清洁委员,反正没有人愿意担任。

组织清洁义工的任务转交学校美观委员会处理。这不但比较合适,连名字也更好听了呢!

奇迹的经费预算

清洁工作不是唯一缺钱的项目。瑟谷一向的传统便是缺钱用。

一九六六年,我们筹划瑟谷学校的时候,曾经问过有经验的人:“创校需要多少钱?”答案是:“至少美金二十五万元。”这是最低估计。对我们而言,这跟两亿五千万没什么两样。

创校人的个人信用贷款合起来也只不过有四万块。我们决定用这笔有限的经费创校。

找了一年,才找到这片校园。纳森尼尔·包迪屈遗留下来的这片土地有十五亩大,房子超过一百年。叫价八万,付现两万,贷款六万。校舍找到了,一半的经费却也没了。剩下的钱用来整修房子,使房子合乎政府规定。还要买家具、买设备、做宣传。到了学校开张,我们已经快要破产了。

你也许在想,为什么这片产业要价这么低。我们也心存怀疑,可是所有的检查都没有问题。

买下来几个月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了。校园中有个小池塘和一个磨坊。那里的小水坝被工程处封了!根据地契,我们得修复水坝!以前的地主不愿意修水坝,所以才要卖房子。

修水坝的估价是五万元美金。我们完了。法明罕最好的工头梅尔·史塔克听说了:“我带我的手下来做,只要几千块就可以搞定了。”梅尔果真守信。只花了四千元。我们衷心感激这位好朋友。但是我们也自此欠了一屁股债。

这么凄惨的创校过程,使得我们全都十分注意省钱的方法。每一项经费,不论大小,都经过小心审核。我们发现许多东西是不必要的、懂得去哪里买到便宜东西、找二手货、甚至拿免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无中生有、如何寻找替代品。在瑟谷,“需要”教我们“发明”。

我们的理想主义使情况更糟。我们之中,有许多曾经是政府经费的学者,一开始便决定要全靠自己,不靠政府或任何基金会的经费资助。我们接受自动自发的私人捐款,但是我们打定主意要靠学费支撑这个学校。

这还不够,我们决定证明给世界看,我们不是一家贵族学校,专开给有钱人的。为了我们的原则,学费一定要低。为了估计学费,我们查出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开销有多少,决定瑟谷学生开销不比这个数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做给他们看:花同样多的钱,他们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刻意压低学费,在存款不足、没有外来经费的状况下开学了。

校务会议在早春时节审核每一年的预算。过程很简单但很彻底。会计学上称为“由零开始”。每一个委员、委员会及社团都仔细列出这一年要办的活动,然后估价、送交校务会议。

经费审核会议要开好几次,每一个小项目都检查。很少看到追加预算的。经过几年练习之后,也很少看到预算被删减的了。

整个程序要六个星期,而且很愉快。结果则令人吃惊。

例如一九六九到一九八四年的十五年之间,美国生活指数上升三倍。全国学校经费平均上升四倍。

瑟谷的学费和经费却只上升两倍。随着时间飞逝,我们的开销比起公立学校开销是越来越少了。私立学校的开销更是我们的三倍。

校务会议盯预算盯得很紧。举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使用柴油的热水系统。我们总是在想法子降低柴油账单。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间是个考验。那时全球都有能源危机。石油禁运使得油价涨了六倍之多。对我们而言,那些年必须不断寻找省油的方法。

我们像别人一样把定温器由华氏七十度降到六十五度,然后又降到六十三度。这个温度仍很舒适。毕竟,我们是不怕冷的新英格兰移民。

我们在年底过圣诞节和新年时放假两周,二月再放一周,把全校关闭。暑假因此必须缩短一些。

我们买了一个定时器,在晚上及周末自动把温度调低。

我们一再加装隔热设备。

我们买了一个最好的省油火炉。而且一直仔细维修它。

因为种种措施,我们的油费在十五年间只增加了两倍。

每一项经费都有相同的故事。

我们倒不是不花钱。该花的还是要花,我们最喜欢花钱买省钱的设备。

创校时,人们说:“教学和行为部分也许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办理,但是一旦碰到经费问题,就铁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在钱的问题上拥有一票的话,你马上就破产了。”

他们都错了。不分老少,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学校成功,要学校不破产。别的事情也许有不同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全体一条心,没有异议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的奇迹。宗教、古老历史、小孩的童话故事都会提到奇迹,忽然从魔灯、山洞、石头和其他奇怪的地方出现。

瑟谷也有个传统,每一年,我们有个奇迹似的经费预算。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我们的需要总是会得到解决。

最大的奇迹其实是在我们的教师身上。

教师

创校第一天,十二个老师全职工作,没有拿一毛钱薪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十二个人。

在那之前,我们互不相识。我们不是政治伙伴、也不是社运同志。使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对教育的理想与热忱。

一九六七年,创校人对外公开瑟谷的创校理念,一百多个人受了感动,来瑟谷参与工作。

十二个人留下来。没有薪水不是问题。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那一年建立的教师传统,延用至今。

首先是名称问题。我们的教师叫做“工作人员”。我们讨论了很久。一般的学校有老师、行政人员、维修技工、秘书、清洁工……等等。教育界充满了头衔,与随头衔而来的地位。

我们一致同意,抛弃一般学校的行政组织。我们只有一种职务:“征求认同瑟谷精神,并愿为瑟谷付出,使瑟谷成功的人。”这包涵了一切。我们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不分职务的一群人。

没有打卡机。我们早到晚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初期,我们每天下午留下来,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以及对应的方法。后来变成每周一两次,再变成每月一两次。全看有没有需要。

我们亲自动手扫地,为学生示范。后来也有学生加入。我们也采买、做木工、整理草地、做行政工作、演讲、教学。我们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我们学会了等待,学生主动要求才教他们;学会了旁观,让孩子遵循自我的轨迹成长,不论他的年纪多大、发育到什么阶段。这才是最难的一部分,最需要自我控制。有些人至今仍在挣扎之中。创校人之一的汉娜·格林伯格曾这样写过:

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艺术

别人会问:

“你在哪里工作?”

“瑟谷学校。”

“你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

在瑟谷,“什么也不做”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和很多纪律,加上很多年的经验。我每年都在进步。每当看到我自己或别人为了这个挣扎不已,都会令我觉得有趣。挣扎来自于想为别人做事、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别人、想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人生智慧传承下一代,但是心里又明白孩子们必须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学会这一切。他们要不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些什么东西,是由他们决定,而不是我们;他们提出要求时,我们才能给予,而不是任由我们想给就给的。

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都会对孩子进行教导和启发的工作。不教育下一代的话,每一代都得重新学习所有的文明与技巧,由轮子的发明到十诫、由冶金到农牧。人类文明由一代传到下一代,在家庭中、在社区中、在工作场合中——在学校中。很不幸的,现代学校教得越多,学生受的伤害越深。让我解释一下这个矛盾之处。成人总是在试图帮助孩子准备进入社会。我经过多年尝试,慢慢地、痛苦地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孩子们为自己人生做的决定,往往超出大人的想像……。

所以我正在训练自己什么也不做。我做得越少,效果越好。但是千万别以为老师们闲着没事可做。你也许会觉得,既然孩子们什么都自己来,还要这么多老师坐在那里发呆干什么。事实上,学校和学生都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看着、帮着学校和学生成长。

自决、自主、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不只是混混沌沌过日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学校并不这样教我们的孩子。要达到自决自主的境界,孩子需要一个安全、支持的环境,一个比核心家庭更大的大家庭。瑟谷的老师们对孩子的态度是温暖的、支持的、关心的,但不是教导的或引导的,所以学生能够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学生们知道我们有能力教他们,却选择不主动教他们。因此,他们学会了倾听自己、信任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乖乖听别人的话。他们了解别人顶多能了解他们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刻意地不主动教导学生,并不会被学生视为无能或懒惰。在他们探索自我的路上,我们不引导他们,我们关心并且支持他们。自我成长需要努力和勇气,自我成长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环境,我们便是提供这个环境的人

第一年结束,经过了多次战役,我们全成了老鸟。

我们开会讨论第二年的校务,心中充满感激。学校竟然安然度过了第一年,但是经费并没有比第一年多。

一个人说:“我们再不支薪工作一年好了。”

另一个人指出:“不。第一年不支薪是很伟大的,第二年不支薪就太傻了。”

他说得对。免费服务不是长久之计。用者付费是合理的,我们同意开始支薪。

但是学校没有钱呀!这个两难之局似乎无解了。同意支薪是一回事,有没有钱却是另一回事。

有人灵机一动想出了好方法。

学校欠账。这还不是普通欠账,否则学校马上就得宣告破产了。这是“有条件欠账”——如果学校经费有剩余,才还老师钱。在账面上,老师的薪水还过得去。

这成为我们的“薪资计划”。如何使它合法化,花了我们不少工夫,讨论内容会让任何古代哲学家眼睛为之一亮。实际执行倒很简单:学校该花的钱都花了之后,剩下多少是多少,分给老师。账面上和实际上的薪资差距就算是学校欠老师的账,无限期贷款。

第二年,老师的全年薪资只有美金数百元。到了第五年,左省右省之后,每位老师拿到美金一万两千元。从那以后,每一年都在增加中。

一九七五年,新英格兰教育审查小组来瑟谷审查的时候,他们努力想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些人全是其他有名私校的成员。他们过去的经验完全无法为他们在此所见所闻做好准备。

从一开始,审查过程对我们就很重要。我们不只要学校成功,我们也要教育界的人接受我们,承认我们是正式的学校。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请到审查小组来访视瑟谷。他们一直不理会我们,希望我们像别的另类学校一样,不再去烦他们。但是我们一直不放弃,最后他们只好投降。

有一天早上,我陪着审查小组的召集人巡视校园。他看到我们的校舍,很有经验地问:“你们怎么维修校舍呢?光是这一大片屋瓦就要花一大笔钱维修。”

我回答:“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学校办下去。”

“钱从哪里来?”

“从老师薪水里来。学校有任何需要都优先处理。剩下的钱才给老师。我们在这一点有志一同。”

他说:“这就是你们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在我的学校里,无论如何,老师的需要都是第一优先。屋子可以塌下来、屋顶可以掀掉……那全是校长的责任。瑟谷的老师们的投入与付出真是独特。”

审查小组毫无异议地通过了瑟谷的学校资格审查。

工作辛苦、拿不到钱、工作没有保障……多年来,瑟谷的老师群却很稳定,偶有新血加入。

你也许会问:“工作没有保障?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保障?”

瑟谷没有终身职。校务会议负责老师聘约。每一年春天,全校师生投票选出下一年的老师。想当老师的人得先被提名。

校务会议花很多时间讨论学校需要多少老师,以及每一位老师的状况。最后采用记名投票决定,每一位学校成员都有一票。

我们全都得很小心。

偶尔有老师被解聘。有时候有新老师加入。

原来的十二位老师,经过了二十年,仍有六位留任。其他一位退休、两位被解聘、三位辞职。

老师们各有所长,足以担当现有学校五倍大的教学任务。有的是博士、有的高中毕业、有艺术家、有知识分子、有专业人士、有工艺家。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几位瑟谷校友回来当老师。

自一九六八年至今,我们都不是一个政治、宗教或社交团体。我们的共识是如何让瑟谷学校更好。

小小孩子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八岁的黛比接了电话:“瑟谷学校,你好?”另一头怔了一下,很迟疑地问学校状况。黛比回答:“请等一下,我去找别人来跟你说。”她找来了一位老师接电话。电话谈完了。打电话来的人马上学到了一件事:在瑟谷,每个人不分年龄大小,都是平等的

四个六岁小孩在厨房和玛格丽特一起烤饼干。饼干慢慢成型,厨房也同时慢慢不成型了。

玛格丽特说:“整理厨房!”她的海军经验派上用场了。

每个人都动手。艾莉丝搬把椅子到流理台旁边,爬上去,开始清洗玛格丽特递给她的盘子。杰卡和艾立克擦桌子、扫地。

玛格丽特的声音响起:“那个角落也要扫!”她正在收拾剩下来的材料。艾立克赶快过去扫角落,杰卡拿着垃圾桶紧跟在后。

二十分钟后,饼干烤好了,厨房也清理好了。每一个人都帮了忙。孩子不会因为年纪小而有例外。

只要学会了怎么用,取得使用执照,即使是八岁小孩也和大人一样使用电动打字机。十岁小孩用木工的工具。九岁小孩拉坯塑陶。各个年龄的孩子都可以自己走路到镇上买比萨饼、到公园玩、到体育用品店逛。

许多年来,因为社会的影响,我们也不断与自己挣扎:“小小孩子是不是需要特别对待呢?”他们也是校务会议中的一份子,有投票权,他们也得像别人一样遵守校规。可是他们年纪小,不应该有特别待遇吗?不需要特别照顾吗?

校务会议为了这个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讨论。有几年没人提起,过一阵子又会被提出来讨论,再过几年没人提起,然后再被提出来讨论。试了又试,我们始终无法想出一个分龄对待的好方法。分龄会违反我们的原则,而事实上执行起来也会有困难。

我们确实发现年纪大的孩子和年纪小的孩子不太一样。一般而言,年纪小的孩子更独立、更有想象力、更会想办法、更努力、更忙。和那些年纪大的孩子了,才转学来瑟谷的学生相比就更明显。

小的孩子从来没有空闲。他们总是在忙着说话、忙着吃,永远坐不住。他们不走路,他们跑。他们不会喊累——直到回家。

他们能正视大人、诚实说出心里的话,不需要扭扭捏捏。他们体贴、仔细、有自信。第一次来学校的大人总是不能相信双眼所见。

小小孩子的最大长处是对别人的影响。

有人一直寻求返老还童、青春永驻之术。他们只需要和小小孩子相处就足够了。

小小孩子能使最老气的大人重拾童心,使脾气最坏的青少年微笑。

在学校里,小小孩子使青少年看到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小小孩子不需要去找别人,只要他们在场,就有这样的影响。青少年常常会念书给小小孩子听、和他们一起做事、陪他们玩。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小熊维尼》是有名的儿童故事。作者米尔尼在自传里说,他以前没写过儿童故事,只想写写看,赚点外快。既然没有写过儿童故事,不知道要怎么写,所以他干脆写成给大人看的故事书。

结果这本书一炮而红,到今天仍是畅销书。我从八岁起,至今仍然常常读。这本书令我“内心的孩童”活过来了,也令孩子“内心的大人”得到认同。

我想,瑟谷有点像《小熊维尼》这本书。我们把孩子当成大人一样尊重。学校也使得我们这些大人内心的孩童再次活过来了。

好孩子?坏孩子?

年纪大的孩子则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来的时候各有不同,带给我们各种挑战。

他们之中,有些自小在瑟谷长大。大部分是转学生。转学生分为两大类:成绩好,但是不快乐的学生和所谓的问题学生。有时候有人二者皆是。

这两种学生之中,你宁可教哪一种?经验给我们的教训往往很奇特。

山姆十六岁才来瑟谷,与社会格格不入。有那么整整一年,他只呆坐着抽烟。认识他的人都怀疑有哪个学校肯收他。

过了一阵子,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了,开始思考他的人生。第二年末,他毕业了,进了大学。他试了许多工作,包括进口宝石,来支持他度过大学及骨骼医学专科训练。现在他自己开业,非常成功。

山姆来瑟谷之前,一直是各个学校的问题学生。可是在瑟谷,即使是刚来的第一年,山姆都很甜美。当他元气逐渐恢复之后,他用尽各种方法使瑟谷更好、帮助别的孩子适应。

罗伯十四岁来瑟谷的时候是个典型的失败者。他总是酗酒惹事。认识他的人都相信,他这一辈子注定了要过得很凄惨。

他在瑟谷四年,逐渐重整人生。他慢慢学会表达自己,有时候说很多很多的话。他学会阅读、玩耍,开始对未来有着希望。慢慢地,他越来越不虐待自己的身体,甚至开始注意健康。

他离开时,决心投身服务业,尤其对急救有兴趣。受了许多训练之后,他成为一个救援小组的领队。后来他又念了护校,成为有执照的护理人员。

罗伯在瑟谷总是很愉快、很开放自己。起初他很安静、内向,后来逐渐变得友善,懂得社交了。他从来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每一年都有问题学生转学到瑟谷:被别人放弃的孩子、偷车贼、惹麻烦的孩子、吸毒的孩子、酗酒的孩子、怕上学的孩子、各种具有反社会性格的孩子。他们要不是死也不肯上学,就是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在瑟谷,我们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得到自由,以及跟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重任。没有人阻止他们。

他们很快地明白。完全的自由、开放的气氛、友善的人们、混龄的环境使他们逐渐认清现实。创校初期,这个过程大约要花一、两年。多年之后,老鸟带菜鸟,这个过程往往开始得更早、步伐也更快了。这时候青少年对学校的帮助很大。

史蒂拉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她是个海洛因上瘾的十四岁女孩。她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宁可违反法律,也愿意付钱让她转学到瑟谷来。他们巴不得把她赶走。每一年,他们会派人来看看瑟谷是不是还存在,史蒂拉是不是还在上学。

没有多久,史蒂拉就不得不面对自己。她离开以后,进了大学,后来成为优等生、拿了心理学硕士、写了小说。

史蒂拉、罗伯和山姆全是同一类的孩子。我记得很清楚,创校初期的一次校务会议上,一群“好学生”抱怨有人不应该留在学校里:“我们来参加校务会议、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帮忙,我们才是你们需要的学生。他们整天不做事,坐在那里发呆。”我记得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气,跟他们说:“这些所谓的坏孩子比你们更了解瑟谷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正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这就够他们忙的了。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忙着讨好别人,根本还没有开始了解自己。

问题学生在瑟谷的表现一向很好,尤其如果能得到家长的支持。原因很简单:惹麻烦其实正表示他们还没有放弃挣扎。不管别人怎么试图打击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合乎主流礼教,他们都没有放弃挣扎。他们有胆量、肯坚持。当然,他们的力气常常花在自我毁灭的行为上,但是这些力气若是不用在与世界为敌上,马上就可以用来重建自我,甚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好学生”反而更难。他们总是在讨好老师,到了瑟谷马上无所适从。他们想:“该讨好谁呢?”他们会先试老师。没有用。这里的老师不给金色小星星。那么该怎么办?

这种调整很痛苦。当他们发现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很聪明的时候,日子更不好过。在瑟谷,没有人能当第一名。想领先也没机会。

这些孩子比问题学生更是社会的牺牲品。经年累月地与外在权威妥协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己。他们眼中没有光彩,灵魂没有笑声。他们没有破坏力,但是也没有创造力。对他们而言,自由是极可怕的。再没有人规定他们要做什么了。

恢复之路很难走,而且耗时甚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恢复。通常,最好的药是让他们彻底无聊。没有人为他们排课程,这些学生往往陷入什么事也不做的状态。当他们无聊到了极点的地步,他们就会不得不自己安排活动,开始创造自我人生。这种情形或早或晚会发生。这些“乖孩子”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高!

从一开始便在瑟谷上学的青少年则不同。他们既不是“坏孩子”,也不是“好孩子”。你一看到他们的脸就会明白。这些是幸运的孩子。他们对自己、对环境都觉得自在。他们可以接受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一些打击,不会因此失去人生的方向。

我们永远赢不了。人们看到我们的学生会说:“你们收的都是好学生嘛!怪不得自主学习和自由行得通。如果是一般的孩子,绝不会行得通。”另一方面,人们看到我们收的某些学生和我们的开放入学政策就会说:“这家学校收的都是问题学生,正常孩子不适合来这里。”好学生、坏学生、普通学生……。

我们永远赢不了。但是我们总是能赢。这全要归功于我们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负责任的人。没有秘诀、没有辅导手段、没有魔术。每个人都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来面对生活。在瑟谷,我们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掘并使用这股内在力量

家长

对大部分学校而言,家长是个大麻烦。他们抱怨、批评、占用时间。最糟的是,他们会干预孩子的教育。

在瑟谷,家长一向是学校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如果想要办学成功,家长就必须配合。教育是家长的责任。他们生了孩子,就有责任把孩子养育成可以独立生活的成人。学校是来协助家长的,而不是取代他们。至少在我们这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中是如此。

然而,要想孩子具有健全的人格,家庭生活和教养必须与孩子的内心世界一致。代沟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癌症和心脏病也很普遍,却没有人认为这些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其他的考量。家长付了学费,正如西元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时的认知一般——付了税就要有发言权。他们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学校没有寄宿设备。为了学校,他们每天都在付出。

不论如何,家长与学校是肩并肩的伙伴和同志。这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也是创校的精神。

家长、学生及老师都是瑟谷学校的一份子,都有投票权。学校是一个非商业机构,没有对外发行股份,而是由它的每一位成员共同拥有。

成员大会一年开一次,订立重要政策。这包括学费和经费的设定。一旦政策确立,校务会议决定每天的校务运作。

家长在瑟谷不只拥有权利。他们也可以随时来参观、来教学、来帮忙。学校每年会办几次大型社交活动——晚宴、野餐、拍卖、舞会……等等。家长都可以参与。

学校与家长的关系由入学面谈开始。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家长必须亲自来面谈——最好是父母两人都来。从一开始,他们便是孩子教育上的合作伙伴

面谈时的重点之一便是取得家长了解。我们的面谈不是为了筛选学生,而是花上几个小时解释我们的想法、做法,回答问题,建立双向合作的关系

创校的十二位老师中,有六位是家长。教师的孩子很少会去上别的学校。

有些家长投入多年之后,最后干脆申请当老师了。

家长的参与使得学校有一种社区般的认同感。住在麻省各处的陌生人逐渐熟识、找到共同兴趣、一起享受生活。

在瑟谷的每一天都是家庭开放日。我们绝不想改变这一点。

开放参观

每天都是开放参观日。至少有时候感觉上是这样。

六〇年代早期,我为了创校而到处联络参观,很讶异地发现许多学校不让人参观。当然我的讶异来自于无知。我以为教育家会很乐意对外宣传。结果连所谓的自由学校也不让人自由参观。

我们决心让瑟谷对外开放。我们要大家看到我们的做法,和我们辩论,也许最终能赞同我们。我们不想当化外之人。我们的教学方法越广为流传,我们越高兴。

别以为参观瑟谷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听说瑟谷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因此想来参观一下。

可是语言在每个人心中的涵义不同。对我们而言,“学校”指的是瑟谷。对别人而言,学校代表着另一回事——教室、书桌、小孩和老师在教室里工作、餐厅、上课铃声……。

访客来了瑟谷,车子一停下来就看到许多孩子跑来跑去地在玩耍。

他们会以为:“哦,现在正是下课时间。”

他们走到房子前询问办公室在哪里。十之八九,会有一个小小孩子很和气地带他们去办公室。

他们会说:“好成熟的小孩。一定是这里的资优生。”

办公室里也许有大人,也许没有。人们来来去去的。三个十岁小孩围着打字机,不知在打些什么文件。

他们心想:“谁在看管办公室呀?”

终于,他们找到了当天负责接待访客的人。是个大人。还好!他们总算放心了。

事实上,短短一次参观很难了解瑟谷。不论真正看到了什么,我们通常只看进去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当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熟悉的标准来评估它,因此有失真实。这是无法避免的。

“简报”之后,访客便可以自由活动了。他们应该保持礼貌。

绝大多数的访客,不论多么震惊,都会注意礼貌。但是偶尔会有一些粗鲁的访客。他也许会问一个九岁孩子:“你是几年级?”

“我们不分年级。”

“你在上什么课?”

“没有啊!”

“你会读书了吗?”

“会。”

“你不觉得你该上社会课吗?”

小孩不高兴了,这家伙是谁?

“不上课,以后怎么上大学呢?”

九岁的孩子不知如何回答。访客继续说教。小孩跑掉了,继续去玩,心里在猜是谁让这个讨厌鬼来的。

这种对话我听多了。我们以前会很生气。现在不生气了。我们只不在意地耸耸肩膀,心中有些厌恶。

有的访客令人如沐春风。他们很快地进入状况、放轻松、享受这个独特的经验。

有时候,入学报名时我们会有下面的对话:

“你是怎么听说我们学校的?”

“哦,我以前来参观过。我是跟教育系的学生来参观的。”

“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们?”

“那次参观愉快极了。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我的孩子要上学了,我必须带他来这里。”

也有人回来当义工,甚至申请教职。

超过一天的参观必须得到校务会议的通过。通常是没问题的。长期访客视同为学校的一份子。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玩耍、教学、帮忙。不用多久,我们便彼此熟识了。

每位新进教员都得经过这个程序。不经过长期观察,没有人敢轻易做任何承诺。

偶尔有那么几个长期访客令人受不了。他们好像英国殖民官,在非洲草原上,穿着豪华官服喝下午茶。他们真的想来“感化”我们。

有这么一个访客说:“我是个好老师,我会很受孩子欢迎。一向如此。”他在公告栏上贴了一串通知,开始一系列的课程。他的兴致高昂,非常热心,是那种有意做出来引发孩子兴趣的那种热情。多年来,我们的孩子很少看过这种人。这是个新的经验。校园中出现了新的人种。

第一堂课吸引了一堆孩子。热情先生很快乐地宣布:“我们来玩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当然有它的“教育”目的——教学。我们这些教师看了,真怕这人会留下来做我们的同事。我们担心着:“这些孩子一定会上钩,他们完全不懂得是怎么回事。”

一个星期过后,这人已经气得离开了。没人喜欢他。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上当了。这令我想起很久之前,发生在我的大儿子身上的故事。他那时才三岁。我想骗他吃胡萝卜。我拿了一根胡萝卜,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吃得唇齿有声。我说:“嗯,真好吃!”他说:“我不喜欢胡萝卜!”简单明了。他才不上当

孩子比我们想像的聪明多了。

很多时候,也比大人聪明多了。

在瑟谷,他们有机会发展出对自我的认知。我们的孩子不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脆弱。

我们欢迎访客参观,毫不担心他们对瑟谷的影响。我们会要求粗鲁的客人离开。好的访客,有时会永远留下来呢!

自由与正义

完全的公平很难做到,任何社会都一样。在学校中更是困难。

我永远忘不了十一岁的时候,正在上数学课,觉得无聊透了,一直想打瞌睡。我伸展双臂,想弄醒自己。很不幸的是,老师正在生气,刚刚才说过:“你们之中,谁自以为聪明的就举手!”于是我被禁足三天。

我们多半有这种经验。十二年学校经验,我最怕的就是老师的无限权力,学生想要辩解都不行。我们决定瑟谷一定不可以重蹈覆辙。

我们做到了。

创校时,没有人知道要如何用公平的方法维持秩序与正义。唯一还算公平的前例是尼尔的夏山学校。他们用校务会议来解决问题。

我们试着也在校务会议中解决纪律问题。会议议程中,第一项是事务公告,第二项便是心情时间,用来解决一切冲突。

如我们所料,日子一久,心情时间越拖越长。很快地,别的事情都不用谈了。每次会议长达三、四个小时,每周有两、三个会议要开。大部分的时间被用来抱怨这个学生做了什么、那个孩子做了什么、谁谁谁说要做什么……。

时间浪费了不说,我们的挫折感也越来越深。我们试图公平,但是结果呢?心情时间总是双方各说各话,没有交集,而且充满了强烈的情绪。我们很少能够把事情真相弄清楚,除非再花大量时间进去。第一年秋天的一场火灾使我们受到了最大的考验。我们花了三整天开“心情时间”,才把这件事搞清楚!

一定得想办法了!我们研究了半天,没有先例可循。

我们终于想通了,学校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社会已经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发展出一套解决办法,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制体系。

我们仔细研讨我们的社会传统及其精神。不多久,我们组织了学校的法治系统。

这个系统很简单:必须有公正而彻底的调查,每一个案件要明确指出所犯校规是哪一条,公开审判,被告权益要受到保护,证据要充分,判决要公正、合理。虽然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民权利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但是在瑟谷,不分年纪,每个人都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第一年冬天,瑟谷法庭成立了。隶属于校务会议管辖。多年来稍有修正,但是结构始终没有改变。

瑟谷法庭是我们的快乐与骄傲。法庭运作顺利,每年要处理上百件案子,有时一周有十或二十个案子。年年如此,没有一点问题。很少有人质疑它的公平性。

法庭的权力中心是法治委员会。委员包括学校中各年龄层的孩子,以抽签方式选出。每次开庭,都有一位老师轮流参与。校务会议一年四次选出法治委员会的召集人。

法庭每周开庭数次。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告诉状,控告别人违反校规。

法庭必须尽全力调查每一个案子。证人和两造说辞都需考虑,然后才达成结论。

既然每一个人都能参与,法庭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结果没有人想蓄意欺骗,虽然常有各执一词的情况。事实上,大家都很合作。

最有趣的是,孩子们学会了分辨自己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每个人都明白,学校要想存续下去,大家都得遵守校规。这是公务。意思是:每个人都得帮忙执行校规、做独立而公正的判断、诚实地作证,即使是牵涉到自己的好朋友。法庭结束之后,私人关系恢复,一切如常,不受影响。

一次又一次,我看到好朋友们在法庭中争论不休,事后又好像没事似的一起玩耍、工作。对新生而言,尤其是转学生,这一点很难适应。他们习惯了对立,告状的就是小人。有时候要过了很久才能习惯下来,但是最后都会习惯了。别无他法。

在我们学校,写告诉状叫做“叫某某人上来”。我们都不记得为什么大家这样说了。有人认为是因为以前的法庭在二楼,得叫人上楼出庭。

有一个五岁小孩告诉一个新生;“你再不停止那样做,我就要教你上来了。”不明就里的新生的立即反应是:“那么我就会再跑下去!”

不会写字的小孩必须请别人代笔。社会上至今也有许多人请代书写状纸。通常,大孩子会帮忙,老师也总会乐于帮忙。

偶尔会有人公报私仇。他们会针对某人提出一连串的告诉状。这叫做蓄意干扰。法庭很快会看穿他们的手段。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告,只有两种可能:他是个爱犯规的家伙,或者是有人在找他麻烦。法庭对蓄意找麻烦的人是不宽待的。

有时候,玩得太过火或争论太炽热也会引发一批告诉状。到了法庭上,大家都已经冷静下来了。这种案子或者不予受理,或者很轻易的可以和解。多半时候,还在写状纸的当口,就冷静下来了。我这里有一份典型的记录:

当你年轻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故事

“帮我们写一张告诉状好吗?”

我正坐在办公室外的沙发上。九岁的艾佛里和七岁的雪伦正看着我:“也许我们该去找玛姬帮忙。”

我看看他们:“帮什么忙?”

“史基普和麦克在安静室干扰我们的活动。”

我心想:不知我是否该控告他们跑到安静室去玩。

“当然。”我们走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下午一点半。所有的教职员都在音响室和学生开会。他们从十一点开始讨论,新添的音响设备要如何管理。比起来,我现在要做的工作量真是微不足道。无论如何,原子笔在手,我坐下来准备正经工作。艾佛里站在右边,雪伦站在桌子左边。两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而言,这是件很重要的事。

告诉状摊开,我问艾佛里:“从头开始说吧!”

艾佛里有点担心:“也许我不该先骂他们。可能是我的错。”

“从头说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吉姆和我在谷仓玩。史基普和麦克跑进来,取笑丹尼斯。”

我问:“丹尼斯也在那儿?”

“他进来了。然后他们才来。我为了保护丹尼斯,就骂了他们。我是为了要帮忙他。”

我真怀疑十二岁的丹尼斯会需要九岁的艾佛里的保护。我要他继续说:

“他们就追我们。史基普抢走我的帽子,我们就跑出谷仓。丹尼尔、吉姆和我都逃走了。”

我再次修正我手中写的记录:“丹尼尔也在现场?”

“丹尼斯、麦克和史基普追我们。我逃掉了,抢回我的帽子,然后史基普抓住我,把我拖回谷仓,可是我们全逃掉了——”

我插嘴:“等一等,为什么丹尼斯也追你?你不是在保护他吗?”我觉得真相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艾佛里微笑了:“我也不知道。”他继续形容当时的状况,越说越兴奋,没人阻止得了他。他的两眼发光。

“我们想跑回校舍,可是他们把吉姆关在运动器材室,丹尼尔跑掉了,告诉我吉姆被关了,要我去救吉姆。我假装要帮他们把吉姆关起来,可是我真正不是要帮他们,他就逃掉了,结果我被关进去了,可是我也逃跑了——”

这时候,吉姆很快乐地走进来,站在雪伦身边。他一点也不像是刚刚被欺负过的样子。

艾佛里简直说个没完,我问他:“好不好玩?”

他大笑起来:“噢,真好玩!”

我又问吉姆:“你呢?”

“好玩。我不要写告诉状。”

艾佛里抗议了:“可是他们打断了我们的游戏!”

我问:“什么游戏?”

“魔术表演。”

我没听说有魔术表演。明知会再也听不完,我仍装着很天真地问他:“什么魔术表演?”

艾佛里说:“雪伦和辛蒂的。”

丹尼尔也快乐地走过来了。雪伦本来很安静,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起,精神就来了:“我们想要赶他们出去,可是他们不肯走。我们就推他们。”她也是越说越兴奋。艾佛里适时加入:“我也帮忙赶他们。”丹尼尔在笑,吉姆很安静。

吉姆开口了:“我把告诉状撕掉可以吗?”

雪伦笑了,丹尼尔笑了,我问艾佛里:“如果你告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他很有信心地说:“他们就会停止。”

我问:“你要他们真的停止吗?”

他大笑:“不要。”

吉姆撕了告诉状。大家都很满意。艾佛里在走前,笑嘻嘻地问我:“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冒险?”

自从有法庭以来,只有一个学生被校务会议决议退学。再也没有别的统计数字更能证明法庭制度的有效了。事实上,学校中的每一份子都有公平的机会。没有人害怕权威,没有人害怕成人、老师或任何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份子。在这里,年纪、性别及身份都不会成为藉口来保护不公不义的行为。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都有社会公义保护着。这是我对瑟谷感到骄傲的地方。

最终的问题

能说的话都说过了,问题仍是同一个:到底瑟谷是怎样的一家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

乍看之下,再粗心的人也会看出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到处都是孩子。大家都觉得学校像是永远处于“下课”状态。孩子们自由活动、吵闹、充满活力。

环境也在强化这种印象。校园是一片老农地,内战时期的建筑。大部分建筑仍保持原有风貌。墙壁的石材是就近取得的,久已不再生产。这种石材建筑已不多见,益添学校的独特性——这种独树一格的精神深植人心。

草皮、大树、树丛、野花、池塘、土石坝、磨房、谷仓和马厩——都形成了一种古拙之美。法明罕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镇,有工业、商业、大型购物中心、国民住宅、高速公路和便道——现代城镇该有的,它全有了。这是学校外面的大环境。但是学校四周却充满自然的风味、校园旁便是州立公园和一大片自然保护区。这都使得学校益发美丽。

可是我们不住在城堡或大厦中。我们不是富人,不是上流社会人士。原屋主纳森尼尔·包迪屈是麻省有名的水手,他的航海表至今仍在航海界流传。他是一个平常人,他建立的家园是一个平常的农庄,而不是绅士住的别墅。这片产业也老了,像平常人一样,不像王子一般。它到处需要修补:天花板和墙壁上的裂痕、石板受到风雨侵蚀——时间不饶人,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再多的护肤乳液也抹不平了。我们的校舍散发出一股古老的高贵气质,但是它显然是老了,到处都可以看到被人使用过的痕踪。那是真实的人,真实地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

其中的家具更是相形益彰,它们相当平常:桌子、椅子、沙发……就像在家里一样。这些全是二手货,或买或捐,一看就知道是用过的东西。大家在这里都很轻松,不会不敢使用这些家具和环境。同时大家也觉得更加爱惜,因为不小心使用,这些东西就会坏了。轻松与爱惜这两种感觉在学校中并行不悖。

瑟谷的特色便是轻松和爱惜。人们在这里很自在,不严肃、不紧张、不焦虑。孩子的眉头从不紧蹙、眼睛清澈、双眼直视对方,每个人都关心别人——自己的朋友、别的学生、老师、家长、访客。不论是谁,有事大家都会帮忙。他们关心学校,希望学校生存得更好,帮助学校解决困难。

来参观的人必然不会错过这一点。这种精神充满各处。

对每一件事而言,时间都是静止的。人们很忙,专心做事,但是没有人催他们。在这里时钟很少,没有人提醒别人时光正在流逝。

人们随时来去,不论早晚。如果他们想趁没人在的时候来学校,就拿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通往学校的一切财产。没有人怀疑这种信任。

信任的气氛充塞各处,明显易见。私人物品到处可见,门都不上锁,仪器开放使用,完全不收起来。瑟谷是这样一个地方!开放入学,每个人都可以入学,一旦加入,马上会感觉到那股温暖和信任。

这个学校感觉上很像一个社区,虽然我们没有学生宿舍,也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大家一开始都是陌生人。慢慢成为朋友。虽然没有人牵线,但是家长们都会彼此认识,成为好朋友。放学以后,孩子们会互相联络交往,形成一辈子的朋友。

学校就像一个村庄——过去和未来的村庄。人们自由形成互动关系。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是互相结合的根柢却很深。我们是终身的朋友。毕业五年、十年、十五年后,校友会回来看我们,受到家人般的欢迎,他们也都感到自在。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永远不会改变。没有什么尴尬,也没有什么奇怪。

过去、现在、未来会结合成瑟谷的生命。孩子们听了许多过去的故事,有一天故事中的主角出现了:“啊——你就是那个玛姬说的某某某?”他们坐在一起,交换过去与现在的故事,分手后各奔东西,这一切再自然不过了。

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用为了学校改变自我。没有人要求忠诚,没有人要求大家同步,没有人要求别人为了学校牺牲自己的梦。瑟谷证明了,一群人可以自由地形成一个团体,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并因此实现个人的梦想、形成彼此互信的友谊,颠扑不破。

现在比较了解瑟谷学校了吗?

跋 成果

每个人最终都得离开瑟谷,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他们后来的生活状况正足以显示学校教育的成败

很多小孩希望离开的时候,能得到一张高中文凭。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这个文凭要怎么给。

我们不能凭借一般标准:成绩、修课、学分、年级。我们这里没有这些制度。

文凭本身似乎与瑟谷精神背道而驰。文凭是学校发出的证明文件,这里面必然有某些价值判断。这不是违反了我们的立校精神吗?

我们终于相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想法很简单:我们办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进入社会时,有能力独立生活。文凭的条件便以此为标准。

想要文凭的学生要在全校面前,提出说明,证明自己能够在社会中成为负责任的一份子。他们的说明必须合情合理、有说服力。怎么着手是他们的事。他们可以寻求协助。

他们发表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提出问题。讨论往往很激烈。讨论结束之后,如果当事人仍有信心,就向学校提出申请。

全校师生投票决定是否给予文凭。这算不算是价值判断呢?当然是。但是这个价值判断是学生指明要求的,并不违反我们的立校精神。

文凭认可程序很难。几个人试过之后,老师们说:“我真高兴自己不需要申请瑟谷的文凭。”有的学生是十六岁就申请文凭。多半的人会等到十七或十八岁才试。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人想蒙混过关。学校没有上当,他走的时候没有拿到文凭。十年后,他写了信来谢谢我们当年没有让他自欺欺人。

很多学生没有文凭就离开了。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人生。在瑟谷学校,他们有没有培养出内在的力量。

学校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校友。

许多学生升了大学或接受专业训练。想上大学的人,全部进了大学。大部分上了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志愿。正如我们所料,非传统的养成教育对他们的入学申请有利,而不是有弊的。有没有文凭都一样。

有些人毕业之后直接就业。他们的职位各异:主管、修车技工、音乐家、艺术家、推销员、技术员、设计师……等等。接受进一步高等教育的人也进了各行各业。我们一点也不惊奇。

打电话请专攻造园的校友来为学校做造园工程,或是与一位毕业于瑟谷的按摩治疗师约定治疗时间都是一件非常令人满足的事。

或许,在未来日子中,我们之中还有人需要殡仪业者的服务呢!从瑟谷毕业的成功人士身上看不到自大的现象,这是因为学校一向很谨慎地不给任何工作贴上价值标签。我们不觉得升大学是最好的路,做生意是次之的路,技术训练是给笨蛋做的事。学校时时强调,任何活动都是平等的,只要真正有兴趣,就是好的。我们喜欢分辨真正的兴趣和浅薄不诚实的兴趣,不分辨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兴趣。

因此学校中的成员都能和平共处。这种人生态度将陪伴他们一生,不论他们做什么选择,都能自在地与人和睦相处。

我们做了校友的追踪调查。这方面的数据越来越多。调查结果显示,校友们普遍都很独立,自我意识清晰,人生有目标。

他们的共同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童年没有被剥夺。在瑟谷,他们的童年要多长就有多长。我们能够给他们的最好的教育,就是不要去干涉他们。仅是不去剥夺他们的自主性,我们便帮助了他们——比那些一心想“帮助”孩子学习的人更来得有益。

曾与我们分享童年的成人们,这就是瑟谷传奇——你们的故事。

注:本书中的学生姓名都已更改,以保护他们的隐私。